安兴县剧团团长刘好兵是1971年的兵，1977年转业到县剧团。他记得当时老团长张九宝亲自从车站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老团长家里简陋的近乎寒酸的摆设，他有点泄气，看来县剧团的日子不好过。老团长看出了他的心思，语重心长的对他说：
他根本不懂戏，浑身上下没一点艺术细胞。到了团里以后，他负责服装道具，所谓负责包括制作、购置、管理、维护。他只会购置和管理，制作和维护都不会，他就向每个人请教，虚心学习，每逢下乡，搭台扛行李是最累的活，他不吭声，抢着干。
上级部门来考察，老团长提出辞职，他是众望所归，顺利的当上了团长，前后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他当上团长以后，打破了原来的大锅饭制度，实行包干，多唱多得，少唱少得。他把每个戏的主要角色都排了Bc三等，哪个角色后边都有人排队等着，只要唱的不好，立马被换下，没有奖金，只有基本工资。并且排演了不少新戏，大多数都受到好评，剧团最好的几年，要请他们演出得提前一两个月预约。
刘好兵自认没有辜负老团长的期望，他积极筹备学员班，也是为剧团储备人才，不至于人才断档，光靠有限的几个人撑着，这几年，也现并且启用了几个很有前途的新人。
《刺马》是这几年排演的新戏中不多的失败的例子。其实，事先他也有所踌躇，清廷戏在农村不受欢迎是预料之中的事，他花大把的银子购置新的服装道具，选出演员没日没夜的排演，自有他的道理。其实，他瞄准的是电视，这一逐渐普及并且雅俗共赏的平民媒介。同时，他也深深的担忧，随着电视的普及，搭台唱戏这种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还能存在多久？
每当看到王喆，刘好兵总有一种奇怪的念头。学员里并不乏聪明伶俐，功底深厚的孩子，其实每个学戏的孩子都是古灵精怪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他们大都是从农村来的，也很能吃苦。选出一两个好苗子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他却很难定义王喆。
他觉得这个孩子让人琢磨不透，好像很脆弱，又好像比一般人都坚强，眼里总流露出渴望，又故意把它隐藏的很深，他似乎是一个能挑大梁的人，可是又总让你的心悬着。
《刺马》试演失败以后，王喆变得很沉默，却并不沉寂，短短的失落过去，他更加勤奋，每天很早起来，很晚睡，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待在排练厅，对着镜子念白吊嗓，翻滚武打。
老蜡则一反常态，摆出很悠闲的架势，端了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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