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改革之初的中国，为了实现ＧＤＰ的增长，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推进市场化的历史责任。在市场主体缺位的情形下，地方政府通过市场化的强制性制度变革直接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表现在地方政府为市场发育创造条件，成立地方性企业、招商引资、经营资本、投资上项目、流动性创造等方面。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表现出“地方法团主义”和自利的倾向，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对于市场主体缺位的改革初期来讲十分必要。政府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的威信、资源的支配权、自由行为权使其对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在改革的初期和中期较低，政府既提供政策性商品，又提供本应由市场来提供的普通商品，由于是资源配置动态效率的结果，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转型初期的经济发展。
以ＧＤＰ指标考核地方政府政绩使发展的比较和攀比成为常态。大量事例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非常热衷于ＧＤＰ和相关经济指标的排名。与此相联系，当上级政府提出某个经济发展指标（如ＧＤＰ增长率），下级政府就会竞相提出更高的发展指标，出现层层分解、层层加码现象。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全国的“十一五”规划中，年均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７．５％，而在全国３１个省市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预计平均ＧＤＰ增速却是１０．１％，最高的达１３％，最低的为８．５％，以至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紧急发文要求各省市为ＧＤＰ增长“减速”。可以说，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各地都有自己的理由，都希望自己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速度。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现象：沿海发达地区往往强调要发展得更快一点；西部地区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强调发展速度应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强调“东北振兴”就应该实行特殊政策，发展速度不能低于全国；中部地区强调“中部崛起”就必须体现在发展速度更快上。全国各个地区各有各的理由。沿海、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相互比较和攀比，各个地区之间的省际、市际、县际之间相互比较和攀比。
正是这种比较和攀比，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在动力，促进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具体来说，首先，为了在比较中占据优势，各地方政府主动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大力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间围绕招商引资的各种竞争，比如“零地价”政策，使得中国这些年外资流入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国内民营资本也开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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