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分配，包括利益分配的控制权，由此而产生的创造财富动力的激励机制，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属制度，应当是全民所有，全国象一个企业，各工厂和农场都是它的生产车间，而生产获得的利益全民统一分配。但是，许多社会主义主义国家，虽然在城市努力做到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在它们建国后，大多都没有能够将农村也纳入全民所有的体系之中，留了集体农庄，或者人民公社这样的范围较小的公有制－－集体经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劳动的衡量和按劳分配用劳动（证明）券的方式进行。但是，按照过去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论证，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存在商品和货币，就是由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之间要等价交换。也就是说，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象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模式设想的那样，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取消了商品货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城市中１９５６年对私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最后大多工厂、旅馆、商店等等形成了全民所有制经济，保留了少量的理发店、小作坊等城市集体经济，而农村从１９５６年开始鼓励互助组和合作社，而１９５８年开始大规模组建人民公社。农村生产资料逐步从农户归入集体所有体系。当时设想人民公社逐步发展成工农兵学商都齐全，最后成为一个个的共产主义新社区。虽然，在核算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个层级上上下变动过几次，但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是其大的制度框架。马克思经典作家们只是在本本中构画了无产阶级建国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模式，并没有对此进行过实践。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论采取那种形态，都是对马克思设想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试验。我觉得，我们只有从上述体制运转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中，去解释过去三十年所有制试验以挫折而告终的深层次原因。
第一个尖税的矛盾是：在许多领域中，公有程度较高的组织和体制成本与适宜于小型化的经济组织对成本分摊能力之间的冲突。任何社会，在它经济领域都有特大、大型、中型、小型、微型和个体等不同规模的活动组织。而象农业，无论规模多大，除了它需要的销售流通、社会服务、金融支持、农产品加工等等外，种植和养殖等较为简单的生产方式，需要有简单的组织形式，如小型的家庭经营组织，或者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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