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中国向何处去》第二篇中的三个研究分报告中，分别就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搭配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三个方面对过去３０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推动来源，进行了论述。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发展的“中国奇迹”下，就没有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在这一部分研究报告中，我们从一个全局的大的结构，阶段的大的跨度，以及一个长时期中看中国过去３０年发展过程中存在和积累的问题，而且这里不讨论较为次要的话题，而主要探讨事关现代化全局的最重大的问题，这有助于我们认清一些难题的深层次原因，这对我们从哪些方面着手解决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前３０年中，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我们有四个最重大的失误和教训，这就是：１、推进城市化方面，开始认识不清，对城市化非常犹豫，人口城市化方面的体制障碍较多，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劳动力工棚式转移，人口城乡间剧烈钟摆式流动，人口在农村分散居住的格局致使服务业发展滞后，而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格局可能会加剧和恶化；２、土地体制方面，一直没有按照集体与国家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按照土地是生产要素需要市场化配置的原则，没有按照土地作为农民财产的原则，使农民土地被城市化和工业化利用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土地不能集中，导致了农业规模化经营进程的缓慢；土地不能作为一种财产，进行抵押、入股和使用权的买卖，不能作为市场要素进行配置；而政府低价进和高价出的倒卖土地的做法，高度寡头垄断的土地市场，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导致大多数农民和８０％的城市工薪阶层买不起房屋；３、对劳动力过剩国情认识不足，片面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推进企业做大做强，实际的发展观念、方式、体制和政策上，忽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中有较为固定的就业，向城市和城镇较永久居住式转移，而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也十分困难；４、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对一些行政部门、事业机构，及其人员，财政不拨款供养，或者拨款不够，实行向管理和监督者收费和罚款供养的政策，导致了“收费罚款供养机构和人员－供养机构和人员要更多地收费罚款－更多地收费罚款再供养更多的机构和人员－…”，其严重的后果是，显性的交费和罚款，隐性的管理的执法者的寻租，企业经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费负过高，加上我们对其征税本来就很重，使其，特别是以其为主的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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