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学术界对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国外一些非发展经济学的理想主义学者,给当时的中央领导提出中国可以跨越西方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的这种阶段,不要再走西方城市化的老路,应当推进农村就地工业化和乡村就地城市化的建议。包括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早期也持这种观点,后来他才主张发展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相配套发展。在中国城市化的战略上,到底应该主要走大城市发展,还是主要走中等城市发展,还是主要走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道路,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也没有在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取得一致和清晰的认识和意见。即使到了今天,仍然还有不要走集中式城市化,而应当在农村推进就地城市化的看法。

由于上述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严格限制、在总体限制下适当放开、一边限制并一边鼓励的过程,中国学术界、有关部门和决策者对城市化的大趋势存在着既恐惧又喜欢的心态。一方面害怕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带来粮食生产不稳定、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另一方面又逐步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是由人口城市化推进的,城市基础设施、住宅和交通等等的建设,城市中农民工就业的企业的发展,无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看到小规模农业其生产效率低下,希望鼓励发展现代化规模经营的农业,并且使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有财产权力和收益;另一方面,却怕土地集中,一些农民破产失去土地,因此,不让农民有完整的土地资产的抵押、入股、长期出租等财产权力,使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土地优化利用等等,形成各方面的障碍。一方面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农村提高农业的劳动力生产率,在外获得务工收入,并向农村寄回收入;另一方面,各部门和各环节,对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孩子上学、医疗、社保、工作条件等等,都存在着歧视。一方面,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城市化,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占用了大量农村和城郊农民的土地;另一方面,曾经不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使四千万左右的农民成为无地、无保和无业的劳动力,许多地方的政府忙于应付农民的上访,并且由于卖地收入大多已经被支出,没有建立保障储备,建立这样多农民的保障,也是财政一个深重的负担。

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看,改革开放初时,农民只有上学和参军才有可能留在城市中就业和居住,农民外出需要向公社和大队请假,并且视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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