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体制下，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和公务员成为违法的保护者。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收了钱，就成了保护伞。实际上一些执法部门，在收了钱后，不管是真货，还是假货，大多都放行。合法经营的加大了成本，违法经营的由工商、质检、城管等部门放行而危害社会。比如，曾经报告过的毒奶粉、毒火腿、毒粉丝、假药等等，特别是“三鹿奶粉”，都曾是基层一些工商、质检、药监部门收钱后放行的。实际上这种执法和收钱密切相连的体制，将基层的一些工商、质检、药检、城管等部门变成了假冒伪劣等违法的保驾护航者。
城市和城镇中，只要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是正式注册，政府各行政和事业单位对其就有多如牛毛的执法收费罚款项目，而且其最高和最低弹性很大，执法人员以执法为由，在给出一个最高额的收费和罚款额后，往往逼着被执法户讨价还价，让被执法户私下给执法人员个人好处，于是可以少交费和少罚款。这种对行政、执法和司法财政不拨款、给收费罚款政策的体制，在工商、质监、环保、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等许多部门滋生了严重的吃拿卡要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鉴于日后还要经营，对其是敢怒不敢言。这种腐败经常是无人举报、无法查证，隐性而普遍蔓延。
第五，上述执法、收费和罚款，往往容易成为引发和形成社会动荡的事件。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司法等部门的收费和罚款，群众对其怨声载道，各级党和政府所做的许多为民的正面努力往往被这些部门的执法、收费、罚款和吃拿卡要完全抵消，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而大打折扣。许多地方，创业者，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业主，往往将部门、机构、单位和公职人员的这种收费和罚款不认为是其自己所为，而是归咎于党和领导。如工商、城管、质监、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等在执法和监督中，由于其首先要收费和罚款，往往针对的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以及非正规创业和就业者，而居民普遍对这些人群有强烈的同情心。发生工商、城管、质监等对这些人执法引起群体围观和骚乱的事例，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中国城市中从农村转移进来的人口较多，因结构调整和企业破产等下岗的人口也不少，大学生毕业和军人复员后找工作也不容易，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当大，对这样规模的一个人群的非正规创业和就业，如果是以收费和罚款为目的进行行政、执法、监督和司法，将会积累严重的社会矛盾，稍微不慎，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无论是从翁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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