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３０年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大企业和大集团战略，大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单位资本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工作的职工从最多时候的１４０００万人，下降到目前的３５００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１亿多工作岗位；ＧＤＰ中资本、资源、道路、办公楼、广场等形成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小企业和服务业形成的比例越来越低。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带动，上规模、上档次、搞龙头企业，是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思路和战略。而过去的３０年，对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对服务业的发展，在思想上忽视，在战略上轻视，在体制上障碍较多，在政策上没有支持，在法律上没有有用和能用的条款促进，使国民经济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３亿劳动力。实际的城镇失业率，我认为保守在１０％左右。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比印度还要低，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最保守也在３０％。
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２０年中，中国农村中还至少有２．５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６００万左右；城镇建设占地，每年还有２００－３００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还有每年城镇新增５００万劳动力需要就业；而矿山枯竭、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３００万左右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巨大，是世界发展史上都不曾有过的。
如果我们还是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不进行调整，不想方设法解决数量规模在世界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巨大的就业问题，我想，第一个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出问题的，导致我们政治上翻车的，导致我们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将是失业严重而引发的社会动荡，虽然新疆今年７月发生的动乱，与民族问题有关，但是，新疆，特别是南疆青年的创业、就业和收入问题，不能不是一个深层次和最基础性的原因。
（２）三大差距继续拉大，各阶层心理不平衡可能会加重，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激化。中国虽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后，对缩小城乡、居民间和地区间收入及发展差距做了大量的工作，拉大的幅度在缩小。但是，差距还是在继续扩大和拉大。解决城乡和居民间收入差距问题，最佳的是东亚发展模式。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使得被规模太小的土地捆住的低收入人口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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