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对于南洋来说,是一个风雪之季,更是一场必然经受的洗礼。

这一年,为了更强势地扩张发展,南洋果断进行了产权运作,抢在加入WTO之前,就已完成了境外资本的引进,与国际教育投资嫁接合作。然而,为业界专家所看好的南洋却遭遇了上市挫折。一时间,关于南洋的传言沸沸扬扬,是资金断流,还是人事变局?正当人们纷纷猜测时,南洋高层出走的消息似乎进一步佐证了外界的猜疑。

就在今年3月,任靖玺向我推荐了青岛南洋学校,他最欢迎的是自下而上的采访。在青岛,我看到了一个依然从容运转的南洋学校,健康、有序,认真、执著。我有些明白了他的意图。

企业重组是规模扩大后的必然行为,在使企业获得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给从业人员带来了不安。在集团教育工作会议上,一向不回避问题的任靖玺坦率地表白,一个开放的企业,一个明智的老板,不能钻到桌子底下看问题,应该以开放、发展、科学的眼光看待人员的流动。

相反,他感到欣慰。“南洋用人是非常成功的,成功在出去的人都在做教育。无论是企业重组还是人员流动,都是在寻求人或物的更佳配置;我们是在大浪淘沙,自我挖潜。我们欣喜地看到,阵痛过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平台,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与此同时,在业界,民办教育的政策风云突起。时而晴朗,时而布满阴霾。2003年8月底,等待了近乎半年之久的采访终于敲定。任靖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却是:“今年民办学校是哀鸿遍野啊!”语气沉重得出乎我的意料。既而问我:“你知道今年民办学校倒掉了多少吗?”

忧心忡忡后面的无奈是奔走于民校间的我所习见的。

经过十多年期盼、四年酝酿、四次审议之后,《民办教育促进法》终于在2002年末艰难“分娩”。而此时距离《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布不过五年时间,这在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实属罕见。这部中国历史上专门针对民间资本办教育的法律,使民办学校的身份和地位真正得以确立,多年来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被打破了。

就在今年初,任靖玺面对媒体还是欣喜、振奋的:“《促进法》解决了三个难题:一是允许合理回报解决了资本市场的对接问题。教育要产业化,同样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政府财力有限,哪里来钱?当然靠吸引民间投资,靠适度产业化的经营手段,但要大家都作无私奉献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二是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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