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价值观卡

简而言之,我们想创造一种学习型文化,它将使GE比其各部分的简单加总多得多,远远多于一团庞大企业的堆积物。从我担任CEO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们绝不是几十家无关联的企业的组合。很早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名词—“整合多元化”,来描述各个下属企业之间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整个GE公司创造的竞争优势。但这种想法没能行得通,它虽然商业化了,但人情味、个性化不够。

寥寥几个词就能决定成败,这可真令人惊奇。

当然,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用一套制度来支持它才能使其发生。最主要的,我们必须改变奖励最优秀员工的方式。以前的制度是把年度分红作为最大的奖励,而奖励的依据是你所在的单个企业的业绩。

如果你做得好,即使整个公司业绩很不好,你仍然可以拿到你的分红。

我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想法,即整个公司的大船在下沉而船上的某些企业却只顾自己靠岸。但是,公司的薪酬体系并不支持我期望看到的行为。如果我们想让每一家企业都成为理念的实验室,我们就必须按照一种能够加强这一概念的方式向人们支付报酬。

我们的薪酬体系不鼓励平等分享成绩。1980年我被任命为董事长的那一天,我拥有了1.7万股GE股票的期权,后来获得了不到8万美元的收益—在得到期权奖励的12年之后。可以想像,其他管理人员的期权收入是多么少。那个时候,如果某些GE员工的基本年薪是20万美元,而且他们的业务单位当年经营业绩很好,那么他们的股票分红收入将是基本年薪的25%,也就是5万美元,所以个人的基本收入远远超过了股票期权的价值。而我希望,对于员工们来说,整个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股票价格比他们各自企业的经营成果意味着更多。

1982年9月,我来到董事会寻求对一项改革方案的支持。我们加大了期权奖励的幅度和频率。在80年代前期,当股票市场一路上涨时,员工们看到,他们从整个公司经营业绩中的得益远远超过了他们从各自企业中得到的任何收入。这再次强化了公司500名高层管理人员的分享理念。

我本应该做得更多、更快,但直到1989年我才把这项计划进一步扩大。那一年,公司里获得股票期权的不再是区区500人,而是我们的3000名最优秀员工。今天,每年大约有1.5万名员工得到股票期权,而已经得到过股票期权的员工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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