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宁一路过来京城这边，原的计划是尽量为阻止可能的靖康出点力。但计划不及变化，大致了解密侦司的情况之后，原预备好的计划主体无法交出去，剩下的事情也就是一些旁枝末节，交代与否，其实也就无所谓了。
初临武朝之时，对于后世的物理、化学所能起到的作用，其实并没有寄望太深，纵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一来在这个缺乏工业基础的世界，改革一时间难以见到决定『性』的成效，若让人产生了依赖心理，反倒更加磨损士兵的斗志。二来儒家体系严重忌讳改革与技术革命，这个忌讳并非表现在口头上，而是改革一旦损及利益，排斥会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到来。在杭州的事情结束之后，当宁毅思考着可以做些什么时，在技术上首先选择的，已经不是火『药』，而是土法炼钢。
中国五千年化，博大精深。说是这样说，但若论及技术，譬如冶金，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让人民觉得“够用了”之后，在漫长的千年甚至两千年的时光里，冶铁的技术或有小范围的变革，但从无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而这小范围的技术变革，很大程度或许还是因为铁匠们的敝帚自珍，若真有什么厉害的技法，必然不会流传广大，最终湮没在时光的洪流中，新的匠人才只好去研究些新的技艺。
纯以技术革新而言，这片自给自足的富饶土地并没有吐故纳新的肚量，它的烙印更多的还是画地为牢与固步自封。归根结底，终究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富饶，以至于在西方的工业革命后，我们迎来了一记巨大的耳光。若从后往前看。不少历史愤青会言及宋朝明朝的技术革新，已经有了工业革命的萌芽，实际上这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梦话。在这片大地的统治格局与统治化初步形成之后，再从头发展一千次，都难以在十八十九世纪左右出现工业革命，若不是外族的入侵，就必然是内部的分裂与虚耗。没有危机感的民族，不会求变，只会畏惧变化。因此十八世纪不会有变革，八十世纪或许会有可能。
当然，即便对于宁毅来说，这也是思考之中顺带的题外话了。但因为这些，他有去思考过诸多简单的能够短时间到位的技术创新。首先想到的，还是土法炼钢。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之上遍布的土高炉没有太多严格而深奥的技术要求，那一场运动在后世曾饱经诟病，经过大量浪费之后一千一百多万吨的钢材仅有八百多万吨能达到工业水平。但若是与此时的钢铁相对比，即便是不能达到工业水准的三百多万吨废钢，许多指标也要远超武朝此时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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