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商数测验）美厄休拉·克·勒吉恩

危险边缘作者：詹姆斯蒂普特里投票推荐加入书签留言反馈

厄休拉·克·勒吉恩（１９２９～）是六十年代崛起的美国著名女科幻作家。她的作品获奖之多远非一般作家可比，她的成名作《黑暗中的左手》１９６９年获星云奖，次年又获雨果奖；《世界之词乃森林》１９７３年获雨果奖，《离开奥姆拉斯的人》１９７４年获雨果奖；《革命前的日子》１９７４年获星云奖；《被逐的人》１９７４年获星云奖，１９７５年又获雨果奖；她的“少年三部曲”之一《最远的海岸》１９７３年获国家图书奖。她的作品之意深刻，描写细致，富于幽默感，注意语言和风格，被认为是美国试验小说中一个典型的范例。她不仅在科幻界独树一帜，而是为她在美国妇女文学和严肃文学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

倘若读者不熟悉勒吉恩作品中的幽默感，他们很容易认为，她的风格是两相矛盾的钢铁般的力量和纤巧雅致的诗意融合为一体。然而勒吉恩最突出的特点乃是幽默。这里选译的《心理商数测验》，充分表现了她的幽默感；但是请记住，这篇故事决不仅仅是令人发笑，它对狂热追求权力的政治家的描绘，更值得人们回味。

“心理商数”和“智商”之说，已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科学问题，然而在科幻小说中加以表现，却是勒吉恩的独创。

☆☆☆☆☆☆

我一直想斯皮基博士的成就真了不起，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对这一点，我始终深信不疑。我的看法是，人一定要有自己坚定的信念。就拿我来说，如果我的信念是朝秦暮楚的话，那末结果如何就会不堪没想。

同样的，如果斯皮基博士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缺乏坚定的信念的话，他也一定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就。斯皮基博土是从哪里得到的灵感？他的行为证明，他的为人完全是一番真心诚意。

然而，在一个时期内，许多人竟对他乱加猜疑。他们说斯皮基博士权迷心窍，伸手抓权。这话打哪儿说起呢，分明是平白无故的指责。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致力于帮助人民并且要为人民造就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那些人把斯皮基博士说成是擅权之徒，一个独裁者，就等于他们告诉人们希特勒和尼克松都是疯子，所有的世界领袖都是疯子；就等于是告诉人们，军备竞赛，滥用自然资源都是疯狂的举动；就等于是说世界文明不仅是疯狂的而且还带有自杀性。这一伙人一再那样吵吵嚷嚷，不肯休止。他们竟用那样的言词说斯皮基博土的坏话。但是，也正是斯皮基博士自己设法制止了这一切的疯狂举动，不是吗？所以说，到头来还是他对，他有充分正确的理由坚持自己的信念。

我是在斯皮基博士被任命为心理测验局主任时到他手下去工作的。我以前在联合国工作。当这个世界政府启用了纽约联合国办公大厦时，我受调派，到大厦三十五层楼斯皮基博士办公室充任首席秘书。我深知这是一个肩负重任的职务，所以在我上任履新前的整整一个星期内，我心里就一直激动不已。因为斯皮基先生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于是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想早早见到他。

星期一上午九点整，我就到了办公室。当斯皮基博土走进办公室时，整个气氛真是美妙极了。他的举止谈吐十分和蔼可亲。不过可以看得出，他始终是个重任在身的人，然而他还是照样显得那样的健康、积极，走起路来步履轻捷——我老在想，似乎他皮鞋的脚尖部分是塞了橡皮球的，不然怎么会有那样轻盈的步态呢？

斯皮基博士微微一笑，上前与我握手，他用一种极为亲切友好和满怀自信心的话音对我说；“你一定是史密斯夫人啰！我早就听说你的美名了。在这里，我们在一起会合作得很好的，史密斯夫人！”

当然，打那初次见面以后，他就对我直呼其名了。

第一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忙于收集资料。对于心理商数测验的性质和宗旨，在该项测验最终实施以前，有必要要给世界政府主席团和全体成员国提供充分的资料和情报。

这样一个过程对我也大有益处，因为准备这些资料给我提供了掌握这套测验的机会。在记录斯皮基博士的口授时，我经常有机会亲自聆听博士先生的教诲。在五月份时，我已经可以权充“专家”了，我还能从斯皮基博士的口授笔记中整理编写出《心理商数测验要旨》的小册子交付印行。这种工作真令人神往。

当我明白了心理商数测验计划的真谛时，我立即变得笃信不疑。我办公室里以及整个心理测验局里的工作人员的情形都与我别无二致。斯皮基博士待人的真挚以及献身科学的热情有极大的感染力。

刚一开始时，我们每一季度作一次测验。当然有些秘书在参加测验前总难免产生紧张不安的心情，但是我从来就不象他们那样紧张。

很明显，测验是正确的。如果你的商救是五十以下。那很好。我们知道你是心智健全的。即使你的商数是五十以上，那也是好事，因为你可以得到挽救。无论如何，经测验了解自己总是上策吧。

当提供资料服务顺利地开展以后，斯皮基博士就把他注意力的锋芒转向实施评价员训练以及筹措医治中心，后来他只班过又把医治中心的名称改为心理测验成就中心。即使在当时，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件工作量浩大的工作。这件工作最后的规模会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心中自然是全然无数。

一开始，斯皮基博士就说过，我们是一个能很好地相互配合的工作班子。他很器重我的行政能力，他让我在工作中充分施展这方面的才能。我们的办公室没有一个人工作闲散松松垮垮的，可以说人人都努力工作，因而也常有报答。

我至今还记得这美好的一天。那天我随同斯皮基博士出席心理测验局委员会会议。

巴西政府的代表在会上宣布，他的政府已采纳了测验局关于心理普测的建议——我们事先是知道巴西要宣布这一决定的。

可是接下去利比亚和中国代表也宣布，他们两国也决定采纳心理测验局的这一建议。

呀，斯皮基博士的脸一下子竟象太阳一般直放光彩。

我真希望能记住斯皮基博士说的每一句话，特别是他对中国代表说的话，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决定采纳建议搞心理普测，那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不幸，那时我正在给录音机调换录音磁带，所以我没能听活他的发言。

他发言的大致意思是：“先生们，对全人类来说，今天是个历史性的日子。”

然后，他马上谈到有效地使用人们参加测验的地点即应用中心。

他在发言中还说到测验成绩为五十以上的人们要去的地方，即成就中心，接着他又说到如何大批建立测验管理和评价等基础机构。他一贯是个谦虚而又脚踏实地的人。他宁可谈论如何动手做一项工作而不愿侈谈该项工作的重要性。

他总是说：“一旦你明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那你唯一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动手去做。”

我相信，他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

从那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资料工作交付给我们用下的一个部门去负责，我们自己可以腾出精力去从事具体实施。

这是些何等激动人心的日子呀！有那么多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宣布采纳我们的计划。

当我想起我们要从事助工作势在必行，我真不知道我们是否在发疯了！

事实上，有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在季度测验中是失败了。但是我们与斯皮基博士一起在执行部办公室里工作的大多数职员，即使一整天和上半夜都在当班办公，他们的测验结果仍然保持稳定。

我以为斯皮基博士亲自出场可能是个鼓舞吧。他始终是那林镇定自若、积极行为，即使当他面临要在三个月内安排训练十一万三千名中国评价员的情况时，他仍能保持常态。

“如果你办事有‘目的’性的话，那末你总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博士会这样说。

我们发现事情的发展真地不出他的意料。

当你往后回想时，你会对这项工作的繁重浩大而大大感到惊讶不巴——工程之浩繁大大超过测验局里每个人，甚至斯皮基博士本人的预期。这样巨大的工作量恰恰促使事物大大地改观了。那只有在你回想起事情应有的本来面目时，你才会意识到达一点。

你能想象吗？我们刚动手为中国搞心理普测时，我们只同意设立一千一百个成就中心，配备六千八百名职员！这简直是在开玩笑！但是这决不是在开玩笑；昨天设想把工作处置妥贴而翻阅文书档案时，我找到了中国第一个实施计划，上述两个数字竟是白纸黑字落在文件上的。

期皮基博士迟迟认识不到这项工作浩瀚的工作量，我以为，那是因为他虽然身为伟大的科学家，却原来也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一直抱一线希望，测验成绩的平均商数或许会下降，他的这一态度阻碍他认识到心理商数测验一经推广，将会把所有人，不论是作为坐于同一室参加测验的人，还是主持测验的工作人员，都牵涉进去。

当俄罗斯和非洲的多数国家都采纳了测验局的建议并忙于实施时，世界政府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便发生了一场极为激烈的辩论。一时内，心理测验本身和斯皮基博土受到猛烈的抨击。

一读到《世界时报》关于这场辩论的报导，我就要生气。我作为斯皮基博士的秘书，与他一起出席全体大会时，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听取发言者对斯皮基本人横加侮辱，发言者对他的动机滥加诽谤，对他科学上的诚实和正直的人格提出疑问。

这些发言者中有许多人脾气很大，显然是精神失常了。可是斯皮基博士对他们一点也没动肝火。他仅仅起身发言，再一次向他们证明：经科学验证心理商数测验能判明测验对象是否心智健全，测验结果是可能验证的，而且所有的心理测验学家都接受这些测验结果。

于是，这批反对心理商数测验的人别无他途，他们只得高喊要自由，同时又指责斯皮基博士和心理测验局试图“把世界投入一个巨大的精神病收容所。”

斯皮基博士听了后总是能冷静而又坚定地一一答复他们的指责，他问道，如果一个人受困于妄想体系、或是他还是强迫和强迫症的牺牲品，或者他还没有能力承受接触现实所产生的后果，他们怎么能把这种人称作为“自由的人”呢？这种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称得上真正的自由呢？他们所谓的自由可能仅是一种与现实不接触的妄想体系。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该做的事倒是老老实实参加测验。

斯皮基博士说：“精神上的健全才称得上自由。”，“他们说：‘永久性的警觉是自由的代价’，现在我们有一个不会出差错的监察者来给我们作出判断——那就是心理商数测验。只有参加了测验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反对者除了发出一些不合逻辑和粗俗不堪的指责以外，对斯皮基博士的这一论点根本无懈可击。他们的种种指责无法使那些邀请他们发言的代表们感到信服。即使是反对测验运动十分活跃的成员国的代表们也或迟或早主动提出，要对自己进行心理商数测验以证明他们健全的精神是与他们肩负的责任相称的。然后，那些经测验表明合格的和留任的代表们便可着手在他们的所在国从事心理测验的普通推广。

骚乱示威，以及诸如在英国发生焚烧伦敦的议会大厦（伦教是北欧心理商数测验中心的所在地），梵蒂冈叛乱以及智利使用*等等都是疯狂的盲信者所为，是这伙人求助于居民中最不安定分子所酿成的事件。

斯皮基博士和*劳博士在致世界政府主席团的备忘录中指出，这种盲信者煽起并操纵利用了一伙“精神不安的乌合之众”的动摇性。对付这种群众性的妄想，唯一有效的回答就是在发生骚乱的国家立即实施心理商数测验计划，除此以外还要立即实施扩建收容所的计划。

这里需要顺便提及的是，把心理商数测验成就中心改名为“收容所”是斯皮基博士亲自决定的，他是从他的敌手肋嘴里的攻击性言词中捡起“收容所”一词的。

他说：“收容所的意思是供人食宿，救死扶伤的意思。不要再让‘精神锚乱’、‘疯人院’精神病收容所’沾上污名！不，不要让这些名称沾上污名！因为收容所是精神健全的人的天堂——救死扶伤之地，在那里，急切的人可以得到安宁，弱者获得力量，受禁锢而不能够现实地作出评价的人可以踏上获得自由的道路。让我们大胆骄傲地使用‘收容所’这一名称，让我们昂首阔步骄傲地进入收容所，为了重新获得上帝所赋与的健全精神，或者为了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的利益，去与他们一起工作以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应具备健全精神的不能让与的权利。让世界上每一个收容所的大门上都书写上一个‘欢迎’的字样！”

以上这番话是斯皮基博士在全体大会慷慨陈词的一部分，那天的大会上，主席团颁布了决定，全世界普遍采用心理商数测验。

一年中我总有两、三次要听一次他的这篇演讲的录音。尽管我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情绪高昂，不时我仍感到需要用一种小小的兴奋剂刺激一下，于是我就播放这一演说的录音。一听这个录音，我顿时备受鼓探，精神更为振奋。

纷至沓来的测验成绩报表总是路高于心理测验局分析家们预料的成绩，又鉴于需要从事的大量工作，因此不能不看到世界政府主席团在两年内管理普测工作中确是成就巨大。有一个六个月的长时期，其间测验成绩倒很稳定，参加测验的对象中恰好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心理测验商数是五十以上，另外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心理商数是五十以下。当时普遍认为，如果百分之四十的精神健全的人去从事收容所职员的工作，那末其余百分之六十的人可以维持世界上日常的基本活动，如农业耕作、供电、运输等。测验局发觉百分之六十精神健全的人为了要与他们在收容所里的亲人呆在一起，他们主动要求去担任职员工作，那末上述比例就要推翻了。那时，世界上日常的基本活动就要发生混乱了。然而，那时就需要制订应急计划，该计划包括收容所领土上的农田、工厂、火力发电厂等项。计划还会象更新疗法一样，布置世界上日常的基本活动，那样收容所便能做到完全自给，如果这种更新疗法是可取的话。

以上是主席团金主席特别关切的事务，因为他在任主席期间一直为之日夜操劳。事态的发展证明了金主席运筹的计划十分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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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主席看上去是一位身材瘦小的智慧的能人。一天，斯皮基博士走进办公室，我定睛一看，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不祥的事。

这一天的情景至今仍生动地浮现在我的脑际，那倒不是因为他神情沮丧或举止央当，而是因为他皮鞋里的橡皮球仿佛泄了气。从他开口说话时的声音里显示出，他因信心而声音略为颤抖。

他说：“玛利·安，恐伯我们有一件坏消息。”接着他微微一笑，象是要安慰我似的，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我们忍受的考验是多么严峻。当然他不想吓坏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而造成他们在下一次季度测验中所得的商数大大升高上去。

“那是金主席”，他说道。

我立即意识到——我知道他说的不是指金主席病了或故世了。

“商数超过五十了？”我问道。

他听了后，仅平静而悲哀地说：“五十五。”

多可怜的金主席。这三个月来，他如此奋力工作，而精神上的病魔已缠住了他。这消息是够悲伤的，但同时也是一个有力的警告。

世界政府立即进行了高级磋商，金主席的问题一经提交讨论便立即做出了决定，要对居于行政职位的任何工作人员进行月度心理测验而不再象以前那样搞季度测验。

在世界政府作出这个决定以前，统测成绩已经又开始上升了。斯皮基博士对此并不感到不安。他早已预言过在向世界性疯狂的过度的期内，这种上升是极其可能会发生的。随着生活在收容所外的、精神健全的人的人数日渐减少，他们忍受的考验却日渐严峻。在这种压力下，他们更有可能会一下子垮下来——就象可怜的金主席那样。后来，从收容所里治愈出院的人日益增多时，这种压力是会减弱的。同时，在收容所里的人将会减少，这样一来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对患者进行个别的、有目的的治疗，这又会导致治愈出院的人数急剧地增加。最终，当治疗过程，包括预防性治疗在内全部结束时，世界上可能会根本不存在收容所了！因为那时每个人要么是精神健全的人，要么是治愈出院的人，或者是“重新变得精神正常的人”。斯皮基博士喜欢用“重新变得精神正常的人”来称呼这类人。

澳大利亚发生的麻烦一下子就使世界政府陷于危机之中。心理测验局有官员指责澳大利亚评价员在测验结果上弄虚作假。但是要在测验结果上玩花样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电子计算机都是与在基厄卡克城世界政府中央计算机总行相连接的。

斯皮基博士怀疑，澳大利亚的评价员在考题上搞了花样，因而他坚持对这批评价员立即进行心理测验。

当然斯皮基博士是正确的。

调查结果发现，这完全是个阴谋，澳大利亚的那些令人生疑的低商数完全是由于采用了伪造的测验题才获得的。

许多搞阴谋的人被迫接受心理测验后，测得的商数竟高于八十！

堪培拉政府又是那么的极不严肃。

如果堪培拉把这件事承认了下来，那么事情就会大事化小，小事比了了。但是他们却歇斯底里大发作，把政府迁往昆士兰的一个牧羊农场并且要从世界政府中退出去。（斯皮基博士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众性的精神病：现实规避，随后又发作浮客症和孤僻性撤离。）

不幸的是，当时主席团几乎瘫痪了。

在主席和主席团能按预期计划进行月度测验前，澳大利亚就退出了世界政府。那可能是堪培拉害怕世界政府会作出严厉的决定使心理测验变得更为不堪忍受。

主席团既瘫痪，心理测验局便主动出面处置这一事件。斯皮基博士亲自携带*乘飞机前往，他协助机组人员撒下说明事实真相的传单。他办事从来就是勇气十足的。

澳大利亚事件结束时，在心理测验中发现，主席团大多数成员，包括辛格主席的心理商数都到了五十以上。据此心理测验局就暂时代行主席团的职责。即使是从长期的基础上来看，这样做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现在世界政府所要处理的全部问题都是与管理和评价测验结果有关，与训练工作人员以及为各收容所提供能充分自给自足的机构有关。

从个人关系上来说，这意味着斯文基博士作为心理测验局的主任现在自动成了世界合众国的临时主席。我作为他过去的私人秘书，我承认，我真为他感到万分骄傲。但是他的脑海里从来没有闪过这待的念头。

斯皮基博士是那样的虚怀若谷。在把我介绍给别人时，有时他会这样对人们说：“这位是玛利·安，我的秘书，”接下去他眼睛闪闪发亮，加上一句说：“要不是她的缘故，我的心理商数早就要超过五十了！”

他是个生来就对效率和可靠性备加赞赏的人。在我们一起工作的这些年头，就是他的这种本性使我们能合作相处成绩卓著。

有几次，世界心理商数测验的结果一再上升，我得知以后真变得有点灰心丧气了。有一次，一周测验结果在读数器上显现出来时，平均商数竟达七十一。

我看了不免大惊失色，我说道：“博士先生，总会出现那样的时刻，那时全世界都成疯子！”

斯皮基博士听了便说：“这问题，你要这样来看，玛利·安。你看那些在收容所里的人们——三十一亿病员，十八亿工作人员——考察一下他们的情况。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正在积极地治疗，在工厂和农场从事能促使他们康复更新的工作。为赢得精神健全，他们还无时无刻不在实行互助。当然目前绝大多数的反心智健全商数很高，是的，他们大都心智不健全。但是他们却是值得钦佩羡慕的。他们在为获得健全的精神而奋斗。他们一定会，一定会达到目的的！”

说完他就放低了话音，几乎是成了自言自语，他临窗向外凝视，走路的脚步也远不如以前轻捷。他说：“如果我缺乏这样的信念，我自己也就无法支持下去了。”

我明白了，他是在思念他的妻子。

斯皮基夫人在美国第一次普测时得了八十八。她进入人洛杉矶收容所至今已有好几年了。

如果再有人认为斯皮基博士对科学不抱至诚之心的话，那真该好好思索检讨一番了！斯皮基博士坚持自己的信念开真是到了置一己于不顾的境地了。

一个时期内，收容所经营管理很是得法，南非的瘟疫，得克萨斯和乌克兰的饥荒也都控制住了。

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斯皮基博士身上的重任仍未见减轻，因为心理测验局的工作人员锐减，原因是测验局某些工作人员测验总是失败并表示要到贝塞斯达去。

足足有一、两个月，我怎么也无法使我的秘书班子正常地工作。我要想寻找别人去接替他们的空缺也愈见困难，因为在收容所里过日子要比外界更为安逸舒适又更富有朋友之间的情谊，大多数心智健全的年青人都志愿到收容所去充当工作人员。收容所里一切设备异常使利，朋友和熟人比比皆是！我过去真羡慕过这些姑娘哩！然而我心里明白我有我的工作。

联合国大厦，多年前它已改名，称作心理商数测验局塔，置身于这所大厦总觉得清闲得过分。有时，除了斯皮基博士和我，偶尔也有守门人比尔以外，一整天内大厦里竟常会别无他人。（比尔季度测验的成绩总是极其精确的一贯是三十二。）餐厅全都停业了，曼哈顿事实上也大部分关闭了。我们在总部大厅里野餐，那倒是别有一番情趣。可是沉静老是受人打搅，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雷克雅未克总是打来不合时宜的长途电话，就一些问题特地要讯问作为临时主席的斯皮基博士的意见和指导。

但是去年１１月８日，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日子。

那天斯皮基博士正在口授今后五年世界经济增长公民投票案，他突然自己中止了口述。“附带问一句，玛利·安，”他说道，“你上次测验的结果是多少？”

我们是两天前，即１１月６日作的测验。我们总是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参加测验的。斯皮基博士对普测的规程是决不会疏忽或遗忘的。

还没等我来得及思索他问这样的问题有点什么蹊跷，我就回答他说；“我得了十二。”

因为照例说，在测验后，局里的工作人员总是互相告诉别人自己的测验结果。他这次不仅问得蹊跷，而且在提问的时机上，即在办理世界政府的公务时插话进来询问，更是令人感到迷惑不解。

“真好，”他摇摇头说道，“你真出色，玛利·安！比上月降了二，不是吗？”

“我的成绩总是在十至十四之间，”我说道，“没什么新奇的，博士。”

“到某一天，”他说，他的脸上顿时浮现出那天他发表关于建立收容所高论时流露出来的神情，“到了某一天、这个世界将要由适于治理这个世界的人来治理。这些人的心理商数测验成绩是零。商数是零。玛利·安。”

“我的天哪，博士，”我开玩笑地说——他说话时的激烈程度真吓了独一跳——“即使是你，你也从未得过三以下，到目前你已有一年或一年多没得过这样的好成绩了！”

斯皮基博士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又好象是根本没看见我。真神奇。

“某一天，”他又照老样子重复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心理商数会超过五十。某一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心理商数会超过三十！超过十！那时，这套治疗手段就十全十美了！治愈办法终于解决了！会有这么一天的！”说完，他继续目光呆滞地望着我，接着他告诉我：“你知道我上星期一的测验结果是多少？”

“七。”我迅速猜测说。上次测验时，他就曾告诉过我，他的成绩是七。

“九十二。”他说道。

因为他说完好象要笑出来，我便大笑起来。他总是具有一种调皮的幽默，有时这种幽默会出其不意地流露出来。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回到世界经济增长计划的工作上来，所以我就笑着说：“博士先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九十二，”他说，“你不相信我说的，玛利·安，不过那是罗马甜瓜的缘故。”

我问道：“什么罗马甜瓜，博士？”

说时迟，那时快，他一跃跳过办公桌扑上来，他要咬断我的颈部静脉。

我立即使出一个柔道动作将他擒获，一面高声喊叫守门人比尔快来帮忙。

比尔赶来后，我设法叫来了一辆无人操作救护车将斯皮基博士送往贝塞斯达收容所。

这些都是六个月以前的事了。

现在，我每星期六都去探望斯皮基博士。

情况很不妙，他住在麦克莱思区，那是专门给有暴力行为的患者准备的病房区。每回他见到我时总是大吵大嚷，嘴里还吐白沫，情景令人难受。

我个人对此倒不感到怎么样。人们对心智不健全的患者的态度是不应该太认真的。更新疗法完全成功的时候，他一定会完全复原的。其间我告诫自己仍要坚持下去。

守门人比尔收拾打扫楼面，我主持世界政府。

这一切决不象你们想象的那样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