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优怔怔地看着我，显然在咀嚼这话，接下来她摇头否认，她说：“他人很好，他同情我，可怜我，所以我不想那么分析他。”
我笑笑：“看来你对他有好感了。”见优优没有马上否认，我又说，“我记得原来你对信诚公司用钱打通关的做法很痛恨，可凌信诚替他父亲解释了一席话，你马上改变立场不恨了。也是因为你对凌信诚有好感吗？还是你无论面对什么事，只要没有直接伤害到你，就是非曲直再也不过问了？”
“没有。我只是觉得他人不错，何况我也并没要他的卡。”优优还是习惯地先否认，继而又承认，“这年头，是非曲直说不清，人人都是为生存。就算你能说得清，你也管不过来呀，不合理的事太多了，你都管得过来吗？再说，谁又让你管了呢！”
这是一个用简单道理就足以驳斥的谬论，但我没有予以简单地驳斥。当一种谬论成为普遍的事实，驳斥反而会变成强词夺理。
优优见我没了情绪，连忙换了一个话题：“海大哥，我今天找你也不是为了这事。我还有个别的事，想请你帮我出主意。”她见我把头抬起来，便又接着说下去，“今天阿菊要我去见个朋友，说是我的一个老相识，你猜那人是谁？”
“是谁？”
“是李文海。”
“李文海？”
“李文海也到北京来了。他在夜总会找到德子，还说明天一定要见我一面。”
“李文海？”我深感意外地迎住优优咨询的目光，那目光带了几分无措的犹豫。李文海这个名字在优优的故事里面，在我的记忆当中，似乎早已过时，早被淡忘，淡忘到我不得不用重复的疑问，来证实我的印象。
“他就是那个想要保护你的‘大哥’吗？”
优优第二天真的见到了李文海。
她相信这里并不是仙泉那种鸡犬相闻的小城市，这里是首善之区的北京城；她坚信北京是个有规有矩的大都市，李文海那套吃不开。况且她也不是半年前的优优了，她已经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成年人。
第三天我打电话问优优，问她是否真去见了李文海。优优在电话里轻松地说：“见了呀。他没敢把我怎么的。”
李文海住在城南的一间饭店里，那饭店还挂了个两颗星的铜牌呢。李文海看上去也比过去干净了，一身西服革履的。他跟优优说他到北京是来做生意，药品的买卖也能做。听说优优在制药公司里干得挺不错，所以特地约来谈一谈。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离开仙泉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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