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策划，以若干年前曾经热播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命案十三宗》为例，主张我的这部作品，一旦改编成剧，不妨也照猫画虎，渲染些纪实风格，甚至索性向观众挑明该剧以真人真事作为背景，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情感实录”！因此当务之急，是趁故事的人物原型还活着的时候，抢拍一些真人镜头，以备今后片头片尾之用。
制片商的这个策划并未等我同意，便迅速着手实施。那一天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说已经用某电视台的名义，商得监狱管理部门同意，明天就要到看守所去拍摄与优优谈话的实景。谈话的内容有两个策划，一个是请律师出面和她谈上诉的事情，话题必须涉及案情。另一个是请编剧——也就是我——对其进行狱中采访，以“临终关怀”的名义，让她谈些内心隐秘，最好能谈出点“千古恨”那一类的感慨，和当初“一失足”的思想动机。
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想再次面对优优，不想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青春女孩，不想再次面对一个因毒杀幼儿而在我心中变得极其陌生的人物。我预想到这种面对将会令我的内心，逃不开无处发散的心寒和别扭，所以我做了推辞，建议制作商去找律师。但当天晚上制作商又打来电话，说律师对这个角色表示了拒绝，理由是上诉早已上诉，而且非常不巧，今天最高法院刚刚将上诉驳回，裁定维持原判。估计早则今晚，迟则明晨，原审法院便会将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本人。律师不愿在当事人自知死期已定的情况下，再与其真戏假作，将上诉一节重新表演一遍。所以制作商只好又来恳求于我，希望我明天亲自出马，在摄影机前与优优谈谈，他说这时候与优优交谈，唯我是最佳人选。
我只好答应。
一来，我为了稿费必须服从这个商业计划；二来，我去也是为了优优。
我想，无论如何，优优曾经向我袒露过心扉，将她从不告人的隐秘，与我交流。她最爱周月，但不能与他交流；她最亲大姐，但很少与大姐交流；她曾与凌信诚形同夫妻，但心中的这一块隐秘，也无法与之交流。所以制片商说的也确实没错，在优优死到临头之际，与她做最后交流的那个人，也许只能是我。最适合给予她一点感情安慰的人，最适合聆听她临终忏悔的人，也许只能是我。
第二天一早，临时组建的一支摄制小组便开车来到我家，接我一起去了关押优优的监所。一审判决下达之后，优优从分局看守所移至了位于北京南城的一个更大的看守所中。由于经过事前联系，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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