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板上的公告所引起的不安不单降临在我姥姥身上，很多邻居都已经感觉到那种凶手可能就在附近藏匿的恐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聂大娘渐渐明白了这个暑假她将无法和儿子见上一面，这使她开始对生活中任何细微的事情都变得敏感起来。她再也不敢一个人在天黑时走出房门，甚至楼道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令她感到恐慌。尤其是那位岁数大得已无法记清的李奶奶，总是在人最多时说出几句莫名其妙的话给社区的傍晚时分制造紧张气氛。她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在上星期四夜里看见一位右臂缠着绷带的男人在楼前晃来晃去。季三叔笑着劝她还是先想一想到什么时候才能去上敬老院这类实际点的问题。“就快了，”她握着自己的小脚说，“一下雨我就走。”虽然公告不断被人破坏，不过人们早就背熟了疑犯所有的特征。耐心的警察还是在公告被破坏后及时地补一张上去。到了宣传板上的纸足足贴成两厘米厚的时候，一直隐藏在花丛中的警察在正午十二点抓住了一个双手沾满墨水的女人。他们警告说这样的行为足以让她受到刑事拘留的惩罚。“卑鄙的诱导。”她指着通缉令说，脸上保持着准备承受灾难的悲壮。似乎正是这种悲壮预示了她后来的不幸。两天后雷奇队长以强奸及杀人罪逮捕了她丈夫。尽管她后来坚持上诉了三次，大概过了六十多天，新年前的某一天，她丈夫还是死在了刑场上。
我和我表哥杜宇琪在三里屯的那家酒吧只共处了三个晚上，每天清晨他都是在我忙着工作时不打招呼就走了，就好比他呆在那儿的最后一个晚上也丝毫没暗示过不再来的意思。在我认出他的那个晚上我就知道他是这里的常客，他把酒吧当成了写作的栖息地。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他的座位是空的，那是一周里人最多最吵闹的两天。星期日和星期一他又来了两次，我们前后有三个夜晚的时间来怀念过去的一切，然而大多数时候却仅仅是我们不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星期二以后我便再没看到过他。我知道他自从与我舅舅决裂的那天起，就不希望再见到故人来引起他对长春的伤心回忆。
杜宇琪在几个小时里都沉闷不语，于是我会很难过地以为能表明我们是亲人的做法就是请他喝杯红酒和不加冰的酸枣汁。不过我表哥总是坚持要一大杯自己天天都不错过的扎啤，而且每次天亮他离开时都要在桌上留下那杯扎啤的酒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不通为什么他在的那几天我们彼此都找不到什么话可说，然而星期二以后我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时却渐渐觉得那三天在我的生命中将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或许是情绪，他那种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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