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勇

我特别注意虹影的小说,大约是在2000年,那时她因为小说《K——英国情人》而陷入一场官司。那场官司好像和凌叔华有关,而我当时正在写一篇论文,讨论凌叔华的《绣枕》和严歌苓的《红罗裙》。我顺便读了《K——英国情人》,也读了她先前的《饥饿的女儿》,感觉十分震撼。《绣枕》和《红罗裙》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相隔了差不多六十年,中国女性在欲望表达的方式上有一种潜在的轨迹耐人寻味,虽然凌叔华的女主人公是在军阀时代禁闭在幽暗的宅子里,严歌苓的女主人公在20世纪80年代走到了时尚的美国,却都同样困在了某个狭窄的界域,只能依靠衣饰来曲折表达隐秘的欲望。

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让我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条传统,就是庐隐《海滨故人》到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女性以“自传”的方式率真地表达自己的欲望。然而,这个传统也无法说明虹影小说的意义。女性欲望在庐隐、丁玲那里,虽然率真,但还是被包装成了一种比较情调式的东西,转化成了某种流荡的情绪。而在虹影的笔下,再也没有扭捏、含蓄,而是直接、自然,是人性深渊里的一股瀑布,奔流不息。从庐隐《海滨故人》、凌叔华《绣枕》,到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再到虹影《饥饿的女儿》,可以清晰地读到关于女性欲望叙述的中国谱系。

当然,虹影小说的价值,不只是比丁玲们更直接而已,更在于她的视角不是停留在自己情绪的表达,而是涌动着身份迷失的焦虑。虹影小说里对于女性欲望的表达,读者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情色的挑逗,在于虹影的欲望,不是一种简单的身心悸动,而是她作为一个现实中的私生女,一直萦绕不去的身份迷失的焦虑。有人指出“私生女”是虹影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情结,虹影是这样回应的:

我想这可以用来解释所有我的作品,因为这就是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命,我被命运指定成为这么一个人,或者是成为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家,或者是成为这样一个类型的女子。我走过的路,其实都是跟我母亲最后决定要把我生下来,我的成长背景连在一起,由此可以解释我所有的行为、言谈、包括写作,甚至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跟这个身份相关,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要写什么样的书,包括女性主义的“上海三部曲”那样的书,也像《好儿女花》《饥饿的女儿》这样跟自身相关的书,都跟“私生女”这个身份相关。

所以,虹影从早期写诗,到20世纪90年代定居英国后,陆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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