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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闭门不出，连续写了三个月，第一个长篇完成。有些像日记，几个在北京的年轻人在1989年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在遭遇到一系列背叛后，在欢送朋友出国的Party上被警察抓走。有点像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格局。
他非常高兴，要庆贺。于是我们去了巴黎。与小说中出现的两个朋友见面，也和后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见了面，没想到他喜欢，写了长序。台湾的出版商，让我尽快修改，以第一时间出这本书，并请了住在北欧的评论家写了序。出版商和写文章的人，全是他的朋友。
一个英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发表了小说片断，这个英国人想出英文版，找了译者，但一拖再拖。
他说，不能等他们，便译了草稿。有了草稿，就方便多了，送到好些英国出版社和经纪人那儿，少有回信，也只是说不要，大多没有下落。在英国出书根本不可能，我完全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在大学图书馆读到台湾报纸关于诗和小说大赛，以一种封闭姓名评选的方式，我想去赌一把。
结果我撞上了好运，又以同样的方式在台湾报纸得了好几次文学奖。这无疑在台湾给自己开了扇出版大门。
他说，你可以和任何男人女人睡觉，但得告诉我，得戴安全套，我就会对你更好，但不许对别人说爱，不许爱上，我就会永远爱你。他睡着后，我洗盘子碗筷，清洁房间和厨房。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来朋友，住在家里。他有时要我对他的朋友好，要我和他的朋友做那种事。他的朋友当着我的面说，并不喜欢我。客人一走，我就得换被套枕套，因为没有洗衣机，就放在浴缸里用手洗，然后清理掉洗衣粉的泡沫，费力地拧干，装在桶里，费力地提到花园里，晒在绳子上。
我们有一年冬天去纽约，经过一家高级俱乐部，他说他的梦想，是所爱的女人在这样的俱乐部跳脱衣舞给他看。他问我能不能让他实现这个愿望？我很为难，看到他失望的样子，才点了点头。他与老板谈了好几分钟，老板才同意。时值下午，加上他，只有两三个客人。从未在大庭广众跳过这种舞的我，只是从电影里看过，T台上只有一个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顶齐耳红发戴在头上，走上台。因为爱情而跳舞，自带几分热情和羞涩。最后，我没有脱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换衣间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来。
他说：“很遗憾你没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们回了一次重庆，那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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