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不大，十来户人家，有池塘和竹林，山坡上开着紫红的玫瑰。村子里的人看热闹，竟有三人站在雨中与开车送我去的朋友闲聊。
“那真是他的女儿啊？”
“长这么大。”
“这女，命真惨，爸穷得要命，到处欠债，还得悄悄付她的生活费。真不容易，长这么大。”
我见到生父的妻子，很老实的农村女干部，身体很结实，一说一个笑。她对修生父的墓没有意见，说是一直没钱，心里内疚着呢。言谈中倒是高兴我能这么做，她给了我看一本相册，大都是生父去世后，两个弟弟在外工作的照片。他们生得与生父有些相像，却不怎么像我，一个戴眼镜另一个偏瘦。那天她想做饭给我和朋友吃，我谢谢她。我的两个同父异母弟弟一个在深圳一个在重庆城里做事，都不在家。我留下在北京和英国的所有联系方式就离开了。
两年后我在重庆书店签名售书，读者排队，边上有些人站着看。有一个人有点眼熟，似乎是照片上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身边的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我只瞧到一眼，他们便不见了。后来大姐说她就在附近，听到他们说，快去找姑姑给钱时，怕他们不明事理，弄出大家不高兴的事来，就把他们劝走了。
也可能是他们和大姐在新华书店见到一面，彼此有了联系，所以我曾去给生父修坟这事，大姐也知道。大姐知道就是全家知道。可是他们不知道，有一个弟弟曾来过好几次传真向我要钱，说他们的父亲在我十八岁前负担我生活费，造成他们生活困难。现在家里要盖新房子，缺钱，弟弟要看眼睛，缺钱。
这件事丈夫代我处理，回信表明他们父亲的生活费是作为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是法院判的，我作为姐姐没有抚养弟弟的义务，更何况是私生弟弟几十年没有往来这样的身份。
对方回了信，说是我的自传写了他们，包括他们的母亲，人人尽知，他们也有脸面，还说了好些难听的话，还是要钱。丈夫回信，告诉他们不要说丑话，有一门亲在这里，比没这门亲在这儿强，谁也免不了真正需要人帮助时。
来回的通信我都没有看到，只是听丈夫讲述。吃饭时，丈夫告诉我马克思的私生子的故事，那孩子由恩格斯交给伦敦东区一家人养大，说一口伦敦土腔。恩格斯去世前告诉马克思的女儿们，之后，他们去见这个弟弟。没有共同语言，毫无感情，总之形同陌生人，其实就是陌生人。血缘能说明什么呢？如果没有共同成长的背景，没有相濡以沫共患难的经历，没有骨肉凝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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