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第一次听母亲的话，第二天就回三峡了，否则按照大姐的性格，她必然去外面折腾出一个天翻地覆来，结果一定是悲剧，弄不好，掉了性命。二姐不听母亲的，当晚走夜路回到师范学校。那个夏天重庆连续高温，热到蚊子都受不了，纷纷撞墙自杀。二姐还是不肯回家，好几年她都不理母亲，认为母亲没革命觉悟，她看不起母亲。
那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母亲戴着一顶帽子，母亲不让儿女们看到她被打破了头，也没让父亲知道，她自己把头发剪齐整，对父亲说，短头发洗起来利索。连我这个非常在意母亲一举一动的小女儿，也没注意。外面世界太血腥，革命轰轰烈烈，相比之下，母亲的这些小小穿衣变化算得上什么呢？像三哥，参加红卫兵队伍，爬上了火车，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首批接见，全国各地革命串连，连家都不落。
那个夏天江水泛滥，涨到两岸轮船有好几天不通船，即使通船，也限定了时间，只开几趟而已。
母亲每周末都走山路回家。好些地方被水淹，只得绕道，要比以前多花一个小时，她回来怨声载道，有时生气，不吃饭。父亲每天一早去看江水涨退情况，然后慢慢走回来，在堂屋抽他的叶子烟，什么话也没有。那段时间家里和外面都是乌云笼罩，阴暗，充满恐惧，随时都会有暴风雨降临，我过得战战兢兢，不敢造次。
我和春姐朝中学街路口走去。站在石阶上看那人来人往的路口，众人都走得昂首挺胸，自自然然，平常如昔。可我的母亲不是这样走路。记得我未上小学前，有一次坐在这儿的石阶上等周末回家的母亲，我久等她不来，就看那路口磨菜刀的师傅，他的袖子卷到手臂，磨十几下，把刀口放在眼底下瞧瞧。我突然看见母亲从右边小路上走来。她走得很紧张，忐忑不安，又小心异常，仿佛路上全是地雷，一踩就响。可是当她看见我，马上就笑了。我朝母亲走下去，面前出现了一个高台子，母亲被人凶狠地推上去批斗。
我摇摇头，阻止神思这一恍惚，难过地低下头。
春姐说，“都过去了吧。”
她眼里有泪，她说的话，大半是对她自己而言。人都生活在过去，想忘记。说得到，做却难。
我说，“我们回去吧。”
我和春姐一起慢慢往六号院子走。她说，她在母亲的抬工班不到半年，就到油漆组工作，与母亲的往来就少了。后来，她的命运变了，去了日本。“我怀念那种时候，我更想念你妈妈，可惜我没早来看她。”她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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