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应市场转型规律的角度来看，有些“事业人”“脚踏两只船”的做法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作为一种良性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存在，可以认为是在特殊的社会过渡时期对不合理的传统分配方式的一种反动。同时，这种“事业人”进入市场资源分配的体制往往是非正式的，利用体制资源的方式和合理性难以控制。有学者提出，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在当前还存在着三种隐性的收入，分别是工资外收入（相当于各种福利，如成本价分房等）、单位外收入（即兼职收入）和非法收入（如钱权交易等）。参见鲍迪克：《李强：收入体制紊乱引发隐性收入现象》，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能够全部享有这三种收入途径的，只有“事业人”，因为公务员一般没有兼职收入，而企业人员本身的各种灰色收入都比较少。如果单单从合理与合法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收入中没有一种肯定合理、合法，也没有一种肯定不合理、合法。
这样，有些领域的“事业人”进入市场资源分配领域本身和进入方式都充满了争议、非议，甚至违法的责难。特别当“事业人”取得的市场资源成本直接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时，社会舆论就会对这种“灰色收入”持强烈批判态度。参见鲍罗克：《中国的收入有多“灰”》，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比如，在采访中很多被访者主动表达了对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乱收费的不满。这里的教育指学龄前教育和国家九年义务教育，不包括大学与成人、职业教育，可以统称为基础教育。
孔楠（22）现在正要评主治医师，其工作范围也使得他还没有接触到太多的灰色收入。但他也承认现在的医药、医疗行业问题很多，并不否认其他层次较高或热门位置的医生有很多灰色收入，比如动手术收红包，去外地医院走穴动手术，开有回扣的高价处方。孔楠（22）在医院的门诊经常见到，一些医药销售代表当着很多病人的面邀请医生去外地，甚至国外旅游，毫无顾忌。同时，他也强调现在医生的单纯工资收入从整体上不高：我们医院那些已经到主治副教授级别的医师，如果单靠医院发给的工资，养家都养不起。他们就是奖金几百块，工资，加上国家规定的各种补贴，一千多一点，不到两千块钱。北京其他医院或者外地的医院，差点的加起来才一千出头吧。要是他不拿（指拿红包、回扣等）的话，就相当于低档收入了，连北京的中等收入都算不上吧。可是以前我们读书、搞科研，现在的工作也付出很多，不应该就这么一点收入。所以，“事业人”自身已经逐渐对这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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