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中间阶层是否需要社会团体,而在于社会是否能够提供这种社会交往的社团组织平台。

吴芳(30)对志愿活动比较感兴趣,她讲过自己经历过的一次遗憾。她所在的社团有一次因为某个活动到一个医院,她希望能够到医院做义工照顾病人,但医院告知她没有义工这种制度,除非到医院来实习。她不是学医的,只是想用一段时间来对社会有所贡献,不可能来医院实习。所以,她很失望:想对社会做点什么,但这个社会没有提供一种机制。

郑颖(15)对环保事业很感兴趣,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同行张罗着成立一个环保组织,可以凭借这个平台接受社会捐助、举办环保志愿者活动、甚至民间环保研究等。但在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的时候,由于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没有成功。关于民间组织注册的法律限制,参见葛云松:《第三部门的法律制度》,《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依靠其他形式和联系方式依然进行着他们的事业。

从逻辑上看,之所以民间社会组织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没有对社会组织的需求;或者社会组织的发育受到了抑制。如果是前一个原因,可以断定中间阶层根本称不上社会共同体,从结构、意识和行为上都缺乏起码的一致性。但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种逻辑并不存在。在中国,现有的社团组织大部分都是专业性的,如各种学会、律师协会、记者协会等,大多数专业人士都至少参与了一个社团,很多人参加了两个或更多的社团。这些社团的组成人员主要是中间阶层。在美国,20世纪的前半段是中间阶层兴起的时期,白领参加工会的数目从1900年的370万人增加到1948年的1470万人,增长了406%,白领工会已经不仅仅是普通工会的补充。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9页。在国外,城市中间阶层成为各种民间组织的主要社会力量来源,他们是各种社会社区服务、法制民主、慈善事业、志愿服务、商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骨干参与者。下面五个国家成年人参加志愿性社会团体的调查数据,以及其教育背景,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详见表5-3)。

表5-3参加志愿性社会团体的成年人口比例*单位:%国家占总人口比例占总人口受过中等教育者比例占总人口受过高等教育者比例美国575580英国475592西德446362意大利2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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