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五月份 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等媒体连续对昆明动物园搬迁之事进行了报道 导致地方政府放弃了搬迁决定。这是北京动物园迁址之争的序曲。5月22日 关于北京动物园搬迁的两场讨论会同时在北京的两个会场举行 生物学家和法律专家们发出了反对动物搬迁的声音 数名院士对政府提出的数个搬迁理由给予了清晰的反驳。
梁晓燕发现 这一次明显的变化 是NGO不仅关注动物园该不该搬 更关注此类事务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决定。他们尤其关心其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汪永晨还特地请来了一些中小学生 她说 他们是动物园的主要客人 有权发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会上 也有一些孩子赞成搬迁。
有消息说 那一段时间 北京市政府收到数百至数千的信件和电话 反对动物园搬迁。孩子和家长形成了公共声音。
汪永晨说 NGO的力量在于它能组织各种资源 聚合各方力量 “我们希望能充当桥梁”。而在中国 媒体、专家和公众是它能汇集的三种主要力量。
汪永晨特别提到了媒体的特殊作用 它们步调一致的言行常常给决策者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事实上 不少NGO的负责人本身就是媒体人士。他们甚至拥有一个定期的记者沙龙 来讨论媒体的行动方略——按梁晓燕的说法 记者沙龙本身就是一个NGO。
汪永晨说 这也是中国NGO发展中一个特殊现象。在国外 媒体通常更愿保持中立。专家也是中国NGO行动中的一个独特资源。“中国的学者还从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 多数人还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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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NGO去做工作。”梁晓燕说。但梁晓燕强调 在中国 公众动员还只是刚刚开始。多数公众既没有主动意识 更没有渠道参与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之中。
汪永晨相信 由环保领域开始NGO动员下的公众参与 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同时 NGO在政府中也有不少同情者 在怒江、木格措和杨柳湖论争中 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官员向NGO和媒体提供了不少信息 虽然他们较少公开露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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