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理性确实成为中间阶层的一种特征,但这种理性不应该赋予太多的道德色彩,理性是一种利益计算的倾向与能力;如果把理性等同于“安分守己”,其实并不可靠。

出于理性,中间阶层可能政治消极,同样可能成为政治不稳定的社会来源。对于社会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中间阶层的理性表现为政治冷漠与消极。在社会运动中,中间阶层可能扮演各种参与角色,包括冷漠者、独善其身者、冷静者、观望者、一般参与者与热情参与者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他们当年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都逐渐变得更加冷静。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中间阶层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巨大压力,有些仍然保持着对社会运动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对有些中间阶层来说,社会运动的冲动已经有些遥远。然而,中间阶层在维护个人直接利益的时候,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冲动,并有采取集体行动的取向,体现出中间阶层的利益一致性、行动一致性、争取权益的坚决性。

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的理性可以成为政治活跃的强大支持,在维权运动中体现了其特有的获取斗争效益的策略、组织能力。从对形式政治参与的消极,到对社会运动的冷静,到业主运动和网络时政论坛中的热情,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梯级变化。然而,无论怎么变化,其中都贯穿着中间阶层的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消极参与是一种理性参与,而积极参与也是一种理性参与。与知识分子精神特征相对的中间阶层经济理性,常常使得中间阶层在采取任何行动都持保守谨慎的态度,在认真计算利益得失之后在妥协中求生存、在社会责任感面前的退缩,以及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成为中间阶层的惯用伎俩。同时,中间阶层的理性判断能力使其更容易分辨出复杂情势的变化,准确识别出紧张的期望张力与壮大的阶层力量,为采取行动提供足够的支持。一旦采取行动,中间阶层可能比其他阶层更加自信和果断,不容易为短视的得失所迷惑。中间阶层在集体行动中越来越理性,并在具体利益取向的现实抗争中具有集体行动的倾向。

另外,从上一章有关讨论中可以看出,当前城市中间阶层已经逐渐表现出了一些公民特征,而政治参与是公民特征的核心内容。因此,理性作为公民性的重要前提,从理性到政治参与,对于中间阶层来说并不违背逻辑。传统中的政治热情来自于对政治动员的响应,其本质是政治非理性;而未来城市中间阶层的参与热情更多是来自于阶层利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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