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期望张力一样，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不能独立于政治秩序之外不断发展；相反，中间阶层的发展是受政治秩序的制约、并与其互动发展的。比如，中间阶层的同质性与社会阶层同盟是否能够形成，要看政治秩序是否在社会资源分配上进行调整；中间阶层的发育能否顺利，要看政治秩序是否采取鼓励的态度，中间阶层的组织化是否得到政治秩序的容纳，等等。
当中间阶层逐渐成长之后，它在采取行动时变得自信而果断，其政治取向对政治秩序的走势也变得重要。它可以决定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格局，使政治秩序向中间阶层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当期望张力较大时，并且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凭借知识、能力优势，中间阶层常常可以扮演阶层冲突的领导者角色，组织、发动底层力量，并为阶层行动提供理论支持。而当强大的中间阶层被整合到价值分配体系中的时候，就会在阶层冲突中扮演缓冲的角色，这就是“稳定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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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绘的图景。这种力量变化导致政治立场变化的例子很多。例如在阿根廷，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权选择对象有两个：选举产生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庇隆主义政府，受中间阶层支持的靠政变起家的军人政权。然而到了80年代，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变得多到足以确保以阿方辛领导的激进党在选举中取胜，军人统治退出阿根廷历史舞台。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英国产业阶级最终选择的是与政治权贵阶层相妥协，建立君主立宪政权的道路，实现了社会调和；而法国资产阶级选择的是彻底清除贵族、建立共和国的道路，并引发了长期的社会动荡。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英国的贵族和僧侣阶层力量十分强大，产业阶级与之做了妥协；而法国的封建体制僵化，力量对比中的中、下层力量十分强大，没有与封建秩序相妥协的余地。从中可以看出阶层力量对比在政治秩序转型中具有的关键作用。
另外，理性特征成为一些学者视野中中间阶层行动谨慎、稳定保守的原因，并进而作为中间阶层政治稳定器的佐证。然而，理性在中间阶层政治活跃度模型中并不是一个倾向性的变量，它体现为中间阶层计算得失的自知之明，理性为关键变量赋值并使其显性化。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理性使得他们更加清楚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高低以及阶层力量大小，并作为政治取向的根据。比如，中间阶层在产生较大的期望张力时，如果力量单薄，在采取行动前也会比较审慎。在其他社会对立力量冲突时，中间阶层根据冲突各方的实力对比，会权衡偏向哪一边，并从冲突后的新价值资源分配体系中分利，这就是中间阶层被人诟病的摇摆性。同时，如果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力量足够强大，或力量对比并不清晰，或任何冲突一方的胜出都不会为其带来好处，中间阶层还可能采取观望的态度，就是所谓的政治冷漠。另外，中间阶层自身可能分化，一部分靠向底层成为现有秩序的反叛者，一部分靠向上层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持者。无论是摇摆、冷漠还是分化，都是由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决定的，而不是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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