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间阶层具有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期望，那么，即使其政治参与受到约束，他们的这种参与热情也可以找到一定的途径寻求释放。这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甚至感到困惑的是，中间阶层在政治冷漠、政治疏离的同时，他们还普遍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等这些抽象政治事物的认同。这种情感很容易在一些特定场合与环境中被激发出来，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爱国热情”、“民族情感”等。中间阶层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可以在一些特定场合与契机——如体育比赛、出国生活、国际交往、国际事件等——中被激发出，甚至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许多被访者提到了在体育赛场为国家、民族情感而热血沸腾的体会，身处异国时作为中国人的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与对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对于表达这种情感不仅没有掩饰，反而为这种经历而自豪。甚至有一位看来非常理性、稳重的被访者声称，如果“台湾”发生战争，他会毫不犹豫地要求走上战场，为祖国的统一而战。当这种爱国热情如果超出了理性的界限时，就演变成了有狂热倾向的民族主义。如果把民族主义理解成为一个中性的词汇，则所有的爱国热情都可以归为民族主义，区别只在于其热烈程度。与政治冷漠相似，中间阶层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也不会总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然而，与对国内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谈论国际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的频率要高得多。
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属于通常的政治范畴，而且，当没有出现大的国际冲突的时候，民众对国内政治的关注热情通常远远高于国际政治，这在西方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中出现了政治疏离与民族国家认同强烈并存的情况？
这种现象仍然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如上文所述，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没有为中间阶层提供太多实质性的政治参与途径，从“作为”方面不提倡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而爱国主义一直被大力提倡，政治系统甚至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将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内容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就说，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并不禁止爱国热情的释放——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偏离纯粹的爱国热情方向；从政治系统的主动“作为”方面看，爱国热情是受到鼓励和推动的。这样，政治参与经历对于许多中间阶层来说并不熟悉，而爱国主义的经历却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得到的。经过这种环境的长期熏陶，“回避政治”成为许多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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