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社会基层。他们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不是新生的社会力量，其社会诉求都是传统的，不能代表社会转型的新方向。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整体上是向上流动而不是向下流动。除非特殊突发原因导致的社会大退步和整体贫困化，社会基层的力量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产业部门的职工状况有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即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分散化。参见刘实：《谈当前中国工人状况》，载《工农天地网》（gongnongorg）2003年7月28日社会基层所表达的社会诉求具有直接性和局限性，争取的是眼前利益的实现，而不是社会整体进步这些较抽象的目标。他们是被支配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部分，其所处的弱势与被动地位使得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容忍的保守态度。而当社会基层变得政治活跃时，往往采取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从中国悠久历史中的政治变迁来看，社会基层从来都是革命的发源地，而不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
又如，与中间阶层相伴而生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群体也是一个新兴力量，仍然处于快速发展的态势，其自我整合能力、政治行动能力非常强。但是，正因为这个群体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强势性，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纳入到政治体系之中，并没有社会变革的足够动力。而且，这一群体利益的实现往往和社会整体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其发展方向并不能代表社会和谐的主旋律。
综上，如果非要给中间阶层一个简单的概括，并在这个概括上赋予对中间阶层的期待，那么与其称中间阶层为政治秩序的“稳定器”，不如把中间阶层看做政治秩序调适或转型的“推动器”。虽然这一概括如“稳定器说”一样片面、偏颇，但更具有建设性些。中间阶层有作为政治发展的“推进器”的可能，同时也是这一可能力量的惟一候选。中间阶层能够、也应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二节对中间阶层的容纳〖1〗一体制创新中的容纳性如上节所讨论的，中间阶层具有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各种社会品质，同时，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走向并不确定。当前仍处于发育阶段的中间阶层蕴含着各种难以破解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具有深刻的体制原因。中间阶层发育中的冲突特征与社会转型背景息息相关。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如社会结构转型，即从简单社会结构向复杂社会结构转型；经济转型，即由传统经济资源配置体制向市场竞争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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