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2004年,孙惠芬写了《上塘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的真正“人物”是名叫“上塘”的村庄。

由此,我们会想起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或韩少功的马桥,这些地点都标志着小说家由来已久的伟大理想:在书写中构造一个独特、自足的世界。

但秉持着同样的理想,孙惠芬却遭遇了莫言和韩少功未曾遭遇的困难,这种困难在小说一开始就暴露无遗,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三段,孙惠芬写道:“上塘地图上没有,地图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就是没有上塘”,对此,一个上塘的孩子困惑不解,回去追问他爷,结果,愣怔了一会儿,“他爷火了,当然不是冲着孙子,而是冲着那个制造地图的人,他摔了筷子大声猛吼:‘上塘这么大,又是地又是道,光人就好几百,地图上为什么没有?’”

完全可以预计,如果该老爷子自己动手绘制地图,那么这张图将是独特、自足的,我们将看到世界的中心是上塘,在上塘周围点缀着其他一些地方。

——高密东北乡和马桥就是由此构造出来。我认为这也是孙惠芬在内心深处的志向:让歇马山庄以及它属下的上塘成为世界的中心,让一切意义从这个中心绽放。

但问题是孙惠芬意识到,她不能这么做,她在采取改变地图中心的大胆行动前不能说服自己,对说服别人也并不信心。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忆一个历史细节:在明代中叶,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震惊地看到一张官方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图上,大明占据着中心的绝大部分面积,四周分布着一些可怜的小岛和可疑的荒漠。

这种自我中心的幻觉对于君王和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小说来说却是一种正当的雄心,莫言和韩少功被这种雄心所激励,而孙惠芬的问题是,她知道,上塘不是世界的中心,即使在想像中、在虚构中也不可能是,它只是宠大世界体系中无关紧要的碎片。

这就是孙惠芬和莫言、韩少功的区别,也是她与她最为心仪的前辈萧红的区别,萧红写了《呼兰河传》,孙惠芬写了《歇马山庄》和《上塘书》。这种区别可能涉及作家的禀赋,但即使是莫言和韩少功,即使是萧红,假设他们把高密东北乡、马桥和呼兰河放在21世纪,我相信他们会同样没把握。

因此,孙惠芬写《上塘书》时面临的问题来自中国乡土的历史命运和美学命运,乡土已经处于城市的绝对宰制之下,它已经失去了经济上、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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