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忱

格非喜欢雨季。“在雨中我感到快慰”,记得格非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如果倒退到十五年以前,我会觉得这话莫名其妙。十五年前,我这个在朗日晴空下长大的“北人”,突然置身于日本南方的一个城市,一住三年,虽然时常因出门忘记带伞而气恼,但也逐渐从窗外绵绵的细雨中感受到了惬意与温情。现在,当我看到移居北京的格非,终于在去年,在韩国一个多雨的古都,完成了孕育十年之久的小说《人面桃花》,似乎已经能够理解格非话里的意思,甚至生出“信哉斯言”的慨叹。

南国的风土滋养了格非和他的创作。烟村茅舍,野渡残桥,不仅是格非作品中常见的意象,也成就了格非小说诗一般的意境;无论《青黄》、《褐色鸟群》,还是《迷舟》和《大年》。后一类作品,虚构的人、事本来镶嵌着现代历史的框架,那框架却因朦胧的诗意描写而变得轮廓模糊,加上叙述者处处流露出对既定的历史解释的不信,就更容易让人只注意叙事的“迷宫”,而忽略“迷宫”式的叙述背后,实际潜藏着作家对现代历史特别是现代革命历史近乎迷恋的关心。

《人面桃花》再一次证明,这种迷恋其实是格非小说叙事的重要驱动力。在这部长篇新作里,作家不仅把故事放置在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这样一个清晰的历史时段里,还始终把人物的活动缠绕在这一期间社会变动的关节点上,探究二者之间因果难辨、近乎神秘的复杂纠结。从这样的意义上,或许可以把《人面桃花》划归《迷舟》系列,但《人面桃花》的叙事没有停留在人与历史充满偶然性纠结的层面,而是把主要篇幅用在了对人投身历史的激情和冲动的追问,从而在《迷舟》之外,开拓了另一主题领域。

《人面桃花》是一部关于“乌托邦”的小说。小说开篇写秀米的疯子父亲砍柳植桃,把普济地方视为晋代的武陵,已经对此做了隐喻。留学东洋的张季元组织反清“蜩蛄会”,为“实现天下大同”而奔走“革命”,则为传统的桃花源注入了“现代”意义。张季元遇害后,秀米出嫁途中被土匪劫掠,匪窝“花家舍”居然是土匪“总揽把”王观澄精心建构的一个世外乐土。花家舍最后因内讧毁于大火,却成了侥幸逃脱的秀米重建普济的样板。混合了张季元理想、花家舍模式的秀米式变革最后也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前一年她被“同志”出卖,直到出卖她的“同志”成了革命新贵,她才被释放出狱。从以上简要的情节描述,应该可以看出,《人面桃花》虽然以“乌托邦”为主题,却不是“乌托邦”的颂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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