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细节里穿行——读李辉的《和老人聊天》

汪凌

有时候不由感叹,人类得以延续至今,“健忘”大概是一个重要基因。将曾经的大苦大难从记忆中抹去,用忘却来甩掉包袱,保持前行的动力。也许正因此,人类才得以保持了一个基本健康的心态。只是偶然回首,历史中间的苦难,就像一枚针刺在指尖,渗出殷红的血滴:又因为十指连心,传到心上,心也会刺痛。

李辉的《和老人聊天》给我的感触即如此。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还有那些幸存下来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真相,在这个轻舞飞扬的时代,谁还能想像,二十多年以前,我们的国家竟然会有这样一种存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经历了惨烈的肉体乃至灵魂的改造运动。

对过往的历史有所了解后,我不再像以前,总觉得有些事件像蒙了一层厚纱,虽然隐隐能看到一些蹊跷,却终是朦胧。如今,每当我看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人们表现出某种费解的行为或变化,我都会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而且,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对事件和人,我不再仅仅只是同情、叹息,或鄙视、愤怒,我会顺着作者的思路去思考: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如此不幸!为什么杜高所谓“‘文革’把整个中国文艺界彻底捣毁了”竟成了事实?

在书中,夏衍将周扬的前后变化上溯到延安时代,说何其芳、袁水拍在肃反、反右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什么样子?理论家、诗人变成了整人的人……可是当时情势下,知识分子不变成“另一个样子”,谁能过关!因此,当杜高面对失而复得的档案,尤其是他和朋友之间的互相检举揭发,心情一定难以形容。我没有见到发表的档案材料,但从李辉的访谈中能约略知道大概。以前看过《赵丹自述》里的交代和检讨,大体也能明白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在“聊天”中,杜高讲那些劳教日子里,肚里装满墨水的文化人是怎样一层层扒掉身上的遮羞布,终至沦为“走兽”;劳教的年轮是怎样一点一点压弯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谨慎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

前几天看了两张旧碟——《钢琴师》和《鬼子来了》,恰好都是“二战”片,不约而同讲述了人类心中的暴行。令我纳罕的是,除了犹太群体的集体沉默和顺从,就是德国人的集体暴虐。说起来,德国也经历过欧洲文艺复兴的洗礼,有悠久的文化渊源和高度的社会文明,可是,何以会爆发出如此疯狂的杀戮潮?

也许,无论文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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