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节 读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2)..

二

遗珠找到了，但古代文言文的表述方式易使当代读者相对感到隔膜，因此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现代共同语进行解释。在现代性无处不在、全球化无远弗届的今天，这种解释无疑奠基在三个“前理解”(Vorverstandllis)之上：对文言文的理解、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和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话语的掌握，其中又以西方理论的参照最为重要。海通以来，借用西方理论观照中国学术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如“看风使帆”随机应变，钱钟书先生的研究真正做到了妥帖无碍、点铁成金、相得益彰，为后人树立了中西互释的典范。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宋代诗学通论》、《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禅宗语言》等一系列著作在引进西方理论进行参照和比较方面也颇为成功，这本新著仍然贯穿了作者这一做法，其目的“不在于对西方的印证或认同，而在于换一个视角去更好地洞见中国这些命题的丰富内涵”(5页)。

这方面的例子所在多有。庄子言意理论与高尔吉亚关于本体论、认识论的三原则如出一辙(25页)，王符“贤者为圣译”、僧“译者释也”的意见与加达默尔“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的说法大致相似(146页)。海德格尔认为任何解释工作都必然有先入之见，它是在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视见(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中先行给定的详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75～176页，陈嘉映、王庆节合译，陈嘉映修订，三联书店,1999。；循此视角，中国佛教“格义”“傅会中西之学说”的方法所体现的阐释学原理就彰显出来了(173页)。通过与狄尔泰、赫施的比较，姚勉“心同志同”、“吾意”、“私意”的论述显得更加精彩(219～221页)。经作者的穿针引线，宋代诗歌阐释学中，“本事”理论与赫施的“历史性”(historicaiity)概念(240～241页)，“释事”之法与加达默尔的“对话”理论(248～249页)，“活参”态度与姚斯对“自由地接受”的肯定(256页)，清代朴学中，王引之验证有效性的方法与赫施的四条标准(36l页)，钱大昕“公论”说与费什“阐释共同体”的概念(370页)，这些都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异同。在古今中外的转换映照下，我们揣摩到古人的用心，理解了古人的用语，发现了古人的用处。

周著借用西方理论观照中国学术更深刻地体现在对语言的分析上。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哲学最突出的转向就是“语言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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