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节 文化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形象”

文化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形象”——评孟繁华新著《传媒与文化领导权》

吴义勤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性以及大众文化理论等西方学说的大量引入与传播，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门显学。这对传统文学研究方法构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一方面，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关注中心常常是“超文学”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研究者的研究抱负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这固然可以拓宽传统的文学研究疆域、丰富文学研究的观照角度，但与此同时，当“文学”仅仅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时，“文学”的内涵随之发生变化，所谓“纯文学”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文学”就有了被消解、被忽略进而丧失自我的危险。另一方面，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即使进行文学研究，其对“文学”的进入方式也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大相径庭，它们重视的常常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或“背景研究”，它们要阐释的不是“文学”的所谓“本体”，而常常是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这样的研究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它把“文学”纳入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过程中去考察，确实更有利于去解释文学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更有利于理解许多独特的文学现象，但“文学”被“现象化”之后“文学的本体结构”似乎又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使得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回归文学本体”的努力又变得尴尬起来。不仅如此，人们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担心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层面：一是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似乎正在纵容和助长中国文学批评界远离文学文本、远离文学现场的恶习，而这种从宏观着手、不读文本而“玄学化”地谈论文学的“病症”一直是中国文学评论界所要竭力克服的；一是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阐析广阔的社会问题和思想文化问题时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也让批评界不无警惕，因为，在中国，所谓“纯文学”其实是有着某种反抗政治和意识形态束缚的历史内涵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此问题上如何做到既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又不致再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陷阱确实是一大难题。但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承认，9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令人鼓舞的，戴锦华、王晓明、汪晖、蔡翔、李陀、南帆等都曾以其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证明了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学术生命力。而在他们中间，孟繁华更是一位成果丰硕的佼佼者，他的专著《众神狂欢》以敏锐的思想光芒和深切的文化眼光对90

「如章节缺失请退出#阅#读#模#式」

你看#到的#内#容#中#间#可#能#有#缺#失，退#出#阅#读#模#式，才可以#继#续#阅#读#全#文,或者请使用其它#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