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节 《帝国》的谱系(2)

实际上，帝国主权对待种族的方式，也是它的一般权力运作方式。这也是帝国的三项律令：包容、区分和操纵。开始，帝国在其疆界内欢迎和包容一切，此刻，帝国对差异视而不见，它成为一个普遍融合的机器。接下来，帝国开始了区分阶段，各种被接纳的差异因为是文化性的，偶然的，它们不会对帝国核心共识产生威胁。因此，帝国不会强行抹擦这些差异，而是对之进行颂扬和鼓励，让这种差异落实下来，让差异作为一种常态存在下来。在确定这些差异之后，也就是说在区分阶段之后，帝国根据总的经济要求再对这些差异进行操控和等级分化，“在一个有效的控制机器中确认它们和安置它们。”(200)帝国主权就是通过这样的程序来施展。

帝国大度地包容一切差异，它就这样拆毁了各种藩篱。就空间而言，帝国主权的标志，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就是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之外再无其他，整个地球都是它的领域。”(190)世界市场正是要冲毁一切的壁垒和障碍，要填平现代性的一切沟壑，正是世界市场的这个冲动，导致了帝国空间是平滑的(smooth)，是一片连续的、统一的空间(acontinuous，uniformspace)。现代性的危机——这些明确的、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所界定的危机——开始让位于帝国世界的危机，由于这个帝国世界是连续性的并包容一切，那么它的危机就不是明确界定的，它既是隐秘的，又是无处不在的。

主权的根源同现代性的内在危机相交织。从绝对君主的现代主权到民族国家的现代主权，再到后现代的帝国主权，这即是主权的谱系学。哈特和内格里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了主权的谱系进程。它勾勒了主权的几种历史形态和实践方式。但是，这几种主权的变革根源是什么?帝国主权形成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现代主权是在怎样的历史场景中向帝国主权转化?哈特和内格里相信，帝国主权诞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正如民族国家主权诞生于资本主义开端一样。他们将主权转变的动力置于经济生产方面。如果说，作为政治形态的帝国，其先驱是民族国家，那么，作为生产形态和资本运作形态的帝国，其先驱是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帝国和帝国主义不仅仅是特定政治形态的表述，它们也是对特定经济形态的表述。这样，在哈特和内格里这里，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一定有一种重叠，或者更准确地说，民族国家在它的后期阶段采用了帝国主义的形态。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是帝国来临的前奏预示，帝国诞生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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