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黄少军合作。

——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的思想与理论

导言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以色列籍卡尼曼教授(DanielKahneman)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史密斯教授(VernonLSmith),表彰他们分别“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从而解释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决策”和“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实验室时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对现代经济学所做的贡献。从17世纪开始,欧洲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人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冲破经院哲学与神权的桎梏,纷纷为自然与世界立法,也为人本身立法,以理性之光普照自然、社会、人类生活。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特别是当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之光照耀经济学的研究之后,现实的人都被约化为一个简单的孤立的数学模式中的理性人。特别是在冯诺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n,JandMorgenstern,O)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作逻辑和数学工具发展了期望效用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KAndDebreu,G)精妙无比的数学方程搭起现代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之后,有人就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基本上结束了,今后经济学家们要做的只是让一般均衡模型在不同假设条件下更加细化罢了。因此,在这个公理体系之上,经济学家们不仅把其触角伸向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四面出击,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释政治、法律、婚姻甚至爱情等各方面的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学帝国主义”大行其道。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是无法通过经验科学之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来观察现实的人的经济行为的,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的。例如,期望效用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现实中特别是金融市场中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是无法用这种理论得以解释的。行为经济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悖论”,以便向主流经济学挑战。如“阿莱斯(Allais,M)悖论”、“股权风险溢价难题”、“羊群效应”、“偏好逆转”等。

也就是说,当以这种理性人的假定无法揭示现实人的经济生活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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