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为陈世骧评为：“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是金庸写“情孽”写到极致的一篇小说，也是他对于“情”的一次探讨之旅。在这部书里，充满了人性的挣扎与矛盾，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欲望和感情所困扰，而金庸用来解决的方法，则是佛法的超度和解脱——一些人物因为深受佛法熏陶而拥有心灵平静和完满人格，获得幸福圆满的结局，例如段誉、虚竹；一些人物则在忏悔中以出家或者死亡解脱。甚至，这本书里，几个最大的“恶魔”，都获得了在佛法中悔过的结局：如慕容博、萧远山、鸠摩智，甚至是星宿老怪丁春秋。
然而一方面是体悟与升华，忏悔与救赎；另一方面也是不可改变与痛苦；在无名老僧的教化之外，有两类人不能为佛法所超度：一种是如萧峰这样的大英雄大侠士，不能也不肯用佛法为心中的问题寻求简单的答案，最终不得不为此付出悲剧的代价；另一种是阿紫、游坦之间或慕容复这种执著于“情”或“欲”的凡人，他们宁愿选择与他们的爱情或者欲望共生，或者共灭——阿紫与游坦之选择了各自的殉情方式，而甚至最富慈悲心的段誉也放弃将慕容复接至大理的念头：“我觉得他们可怜，其实他们心中，焉知不是心满意足？”
这样纠缠转化，难判难定的爱欲之谜，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沉含蓄的意味。
20世纪60年代末期，金庸思想理念都更加趋于成熟，创作因为摆脱经济压力，自由度也更大，因此作品中便加入了更多对于人性和政治、社会、文化的思考。这个阶段他写出了他的最后两部长篇：《笑傲江湖》与《鹿鼎记》。这两部长篇小说无论在新派武侠史或者金庸本人的创作史上，无疑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写作《笑傲江湖》的动机，金庸曾这样说过：“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呈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
然而，这并不是一部影射攻击性的作品，正如金庸所说，他想要做到的是“通过书中的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这是金庸作品中惟一不涉历史背景的一部，金庸借了这样的写法，正要阐释，这本书里所写的，不是一朝一代的兴亡离合，而是主宰中国三千多年的普遍欲望。
这是一部关于“权力”的小说，主人公令狐冲，是一个“权力”的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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