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爱武用来消解杨过“叛逆精神”的第三种方式，是援引作品中的几处细节来证明“杨过的行为并无多大怪诞之处”。小龙女“误失贞节”而杨过仍不悔婚约，这是因为本有“山盟海誓”在先，且小龙女也对自己的“过失”悔恨不已。不过，在我看来，金庸设置这样一种矛盾，也仍然是在大众面前表演“打死老虎”的游戏。所谓“贞节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也变得很淡薄，对这样一种观念的反叛，在理论上现代人完全能够接受。但这种观念毕竟曾经十分有力量，所以对它的把玩，仍能激起大众读者的兴趣。试想，倘若杨过因小龙女的“失身”而抛弃她，在大众读者眼中，他一定是一个心胸狭隘、背信弃义的“小人”，他们对金庸的小说，也就不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既然如果采取某种行为就会遭人唾骂，那不采取这种行为就谈不上有丝毫反叛色彩。以敢于突破师徒名分和敢于破除“贞节观念”这两种方式来表现杨过对“礼法习俗”的反叛，都不过是金庸在巧妙地施展着对大众心理的搔痒术。方爱武引用了小说结尾处杨过的这样一番内心独白：“二十余年以前，郭伯伯也这般携着我的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去投师学艺，他对我一片至诚，从没半分差异。可是我狂妄胡闹，叛师反教，闯下了多大祸事!倘若我终于误入歧途，哪有今天和他携手入城的一天?”想到这里，杨过甚至不禁汗流浃背，心惊胆战起来。方爱武以为，小说最后让杨过来一番这样的忏悔，“已彻底消解了杨过的‘叛逆性’”。这样说当然没错。但我以为，金庸在这里是袭用了中国俗文学中长期流传的“浪子回头”的叙事模式。“浪子回头金不换”，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一定程度地胡闹过几年再幡然悔悟、改邪归正者，比那种一贯的好人或一贯的坏人，对大众读者更有吸引力。金庸严守分寸地写杨过的“胡闹”，是为了撩拨读者的兴趣，激起读者的好奇心，最终写杨过的忏悔，也是为了让读者对这回头浪子更加怜爱。至于是否“消解了叛逆性”，金庸是并不在乎的。
所谓“批判性”，也是“金学家”们拿出来证明金庸小说具有“现代精神”的重要证据。在《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中，严家炎说：“最能说明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意义的，也许还是他作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作为例证，严家炎首先举了《射雕英雄传》中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一事。岳飞的死因，即便在当时的有识之士和熟悉朝政者，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现代，则更成了史学界乃至整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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