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我”方枪枪,有时就更不像个儿童啦——这孩子心理、智力发育太快,而且从小就痞里痞气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还老练百倍,金庸笔下的人物韦小宝在儿童时期也没有这副嘴脸。

何以见得这孩子早熟、发育太快?

比如,这个保育院的几岁小毛孩,对人们的“屁股”就曾发过这么一段感想:

屁股多老实啊……那么腼腆,不爱声张,默默地为我们做好事:承担我们的重量,排泄我们的肮脏;从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那么一大块脂肪垫在下面,使我们身上有一处容许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儿都像给自己带着个沙发垫儿。……我对屁股充满歉意,觉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个多么善良忠厚又谦虚谨慎的好屁股。

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严严实实包裹在结实的布片里,或扁或鼓——这一定是好东西。(《看上去很美》,第57-58页。1999年4月。)

按理说,这种年龄的小毛孩思考问题达不到这样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孩子聪明得过了头,又特意补上一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屁股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给压在房子底下多活几天燃烧的能量”。

小说家王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人性发展之时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他太重视讲话了,一陷进小说创作中,嘴皮子就闲不住,兼以过日子紧巴巴,不得不言语泛滥,凑字数卖钱,或者为讲话而讲话,卖弄他的无所不知。

若单就讲话而论,王朔所说的那些话,还的确是表现了独特的语言天赋,在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较自负、不服旁人。因此,当他的朋友对他说金庸小说的一大特长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种“速度感”时,王朔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能叫“速度感”(所谓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象力丰富,人物像运动场上的裁判,一出来就是满场上跑,一刻闲不住的。)呢,它们“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切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是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

进而,他批评金庸的文字,说他的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做个排字工。”

对这些,我真有点疏懒下来了,觉得它们不值得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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