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长达两年的牛市崩溃了。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作出准确预报的是朱焕良——那个炒康达尔(0048)而一战成名的大庄家。

虽然,自诩为战略家、文化人的吕梁看不起他的这位同伴,嘲笑他“到底是乡下人,只喜欢现金”。但就市场感觉而言,运筹帷幄的吕梁比起土头土脑的朱焕良,恐怕就要差好几个档次了。

正是朱这种身经百战而培养出的市场直觉告诉朱:牛市快完蛋了。用资金堆砌的牛市快完蛋了。于是,他选择了抛空,选择了将意义越来越含糊的筹码(股票)变成明白无误的现金。从投资的角度讲,朱完成了一次漂亮甚至是杰出的操作。整个过程系统、完整、无懈可击。而其杰出之处在于,在投资活动最关键的环节上,朱焕良克服了贪婪可能带来的致命误判,作出了理性的决定。从现在可以读到的有关中科创业的故事中,战略家吕梁先生似乎还没有彻底服气。他依然认为,如果不是朱的背叛,不是朱在关键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看上去“很猥琐”的现金偏好,中科系的资金链条便仍然完美无缺,用他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论所一手打造的“中科传奇”便能够得以续写,甚至更辉煌地续写。但K先生吕梁忽视了一个常识:证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是有限度的,即便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制度严重短缺,巨量资金脱媒的证券市场也不能例外。资金堆砌的牛市哪怕再牛,也有最终衰竭的一天。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吕却没有。不过,这也难怪。在整个中科系的宏大工程中,吕是战略家,而朱则是负责二级市场的操盘手。朱比吕更知道盘口的轻重。作为一个投机商人,朱并不是像吕梁后来所讲的那样,只“喜欢现金”,0048在二级市场上最风光的时候,他曾经兴奋地对吕梁说,买盘太多了,压都压不住!在那个时候,朱是绝对不喜欢现金的,因为他知道筹码可以换来更多的现金。而后来朱之所以选择抛股票,则肯定是他已经发现:追涨盘越来越少,兑现的难度越来越大。继续持筹的风险已经远远大于未来的预期收益,天平开始明显摆向抛售一边。而此时此刻,我们的K先生却仍然痴迷于他“讲政治,做大势”的战略梦想,决裂与背叛当然不可避免。中科大厦的倾覆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个新近发生的传奇故事中,我们容易发现,朱是一个头脑清醒、经济理性十足的企业家,而吕则是一个充满政治思维的战略家。在中国——一个刚刚脱胎于政治社会的转型国家中,像吕先生这样怀抱理想主义热情,用政治的思维去做经济的企业家为数不少,这是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形象。凭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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