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困惑的是,中信之所以成为中国首家上市集资的券商,正是因为它具有中国券商中屈指可数的盈利能力。以中信证券在中国券商中的地位来看,中信证券的这种黯淡的经营记录,为我们判断中国券商的真实经营情况做出了强有力的提示。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在中国证券市场没有戏剧般的回光返照的条件下,像中信这样已属凤毛麟角的佼佼者,是不是也会像华夏、南方那样的老牌券商一样,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老”去?在不久后的某一天我们是否会看到,政府以一模一样的方式为这些刚刚“新锐”过的券商,注入巨大的财政资源,以维持它们沉重的喘息声?实际上,深入中国券商独特但惯性十分强大的生存模式中,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概率相当高的可能性。

老鼠仓:中国券商的经营模式

与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广为人知的中国特色一样,中国券商也有其独特的中国本质。作为中国证券市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中介机构,中国券商的本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本质。

中国券商是在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券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浓厚的国有特色。在中国现有的120余家券商中,国有券商几乎一统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券商作为一个行业,在整体上就必然具有强烈的软预算约束特征。虽然有许多新的研究证明,软预算约束特征并非国有企业所独有,但无论如何,预算软约束特征仍然是国有企业区别于私有企业的一个主要的企业属性。这一点,在中国券商那里,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在中国券商的历史上,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家券商的破产记载。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券商有多么优良的经营记录。正相反,这是在告诉我们,不管经营的多么糟糕,中国券商都无须担心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的鼓励下,极端恶劣的经营状况成为中国券商的一种普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中国券商符合破产标准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在中国券商不太长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当初的万国,还是现在华夏、南方,抑或是那些不知名的小型地方券商,政府都在危难之际,充当了最后保护人的角色。一次次挽救,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更大规模的破产威胁。由于券商资产在近年来的迅速膨胀,政府放任软预算约束所带来的风险也在膨胀。

当然,对国有企业的预算宽容,并不是政府放纵中国券商的惟一原因。券商作为金融企业的另外一个特征使中国券商软预算约束变得更加恶化。研究普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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