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这顶特殊的红帽子曾经给仰融及华晨带来过特殊利益。有媒体查证,1999年3月,华晨曾经在几天之内火速成立了“珠海华晨控股”。在极力保持了多年的低调之后,仰融突然调转枪口杀回国内,很明显是冲着国内的资本布局而来。1999年3月,正是中国证券市场“5·19”行情发生的前夜,是中国证券市场政策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不是巧合的话,那就只能证明,仰融及华晨的消息已经准确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仰融在国内的根基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到今天,仰融恐怕要为当初的决策后悔了,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好比在一个巨大的老鼠仓上下错了注。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仰融曾经提到他与宝马董事长相谈甚欢,他将这种彼此投缘归结为他们的共同之处:用自己的钱心疼。但现在看来,仰融对华晨的产权归属还是过于乐观了。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还有许多如仰融的地下金融家。这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系那个系,也包括许多我们可能完全不知其姓名的“厉害角色”。虽然这些人都声称他们有这样和那样的实业基础,但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他们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金融家。这固然是中国大量民营企业一直以来的基本生存状态,但就真正的实业基础以及财务状况而言,他们大概很难与仰融的华晨相提并论。以此判断,他们面临的处境丝毫也不好于仰融。不过对于这些地下金融家们,目前真正的危险可能在于,如果不能迅速地从制度上舒缓中国中下层的民生痛苦,他们就可能沦为汹涌民意的发泄对象和短期镇痛措施的牺牲品。在中国的文化中,反腐败从来就是被指向个人,而不是制度的。目的是牺牲个人而保护制度性利益。虽然这些金融家们一直是这种制度性利益的受益者,但他们应该悟到,混乱的时代可能成就他们于一时,也完全可以置他们于非命。因为在这个时代中,法律的执行可能完全取决于形势的需要,取决于关键人物的好恶,甚至取决于台面下的私相授受。

现在,在我们还未来得及看清仰融的真实容貌时,我们却看到了他远去的背影,像一名神秘的过客,也恰如我们这十多年。

管金生及同行们。

与仰融们不同,管金生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另外一类人物。他们有体制赋予的合法的金融家身份,但却在从事体制外的边缘金融事业。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从事的是未被体制明确规定界限的所谓创新工作。这可能是这类金融家们独特的工作风险。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些金融家们不仅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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