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支持显然是楼忠福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对于一个乡镇企业，要让“合作秩序”能够在改革中顺利扩展，更不可或缺的是传统体制力量的支持。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打破政府包办一切的局面，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没有体制力量的支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新旧力量并行的“渐进增量改革”，非国有经济力量的生长在本质上讲就是在“体制的边缘创新”。从“经济生态”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到1992年，中国正处于旧的生态系统已经打破而新的生态系统还远没有形成的过渡阶段，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何况这“虫”只是衰老而非死亡呢！
而另一方面，乡镇企业虽然处在体制神经系统的末梢位置、处于自食其力的生存状态，但在体制殿堂内仍然找得到其正式的“牌位”。所以乡镇企业这只“麻雀”虽然小，但五脏俱全，在基层政府的小体制中，也算一个“具体而微的国企”。尽管小体制具有大体制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精神，但是弱小的“麻雀”要高飞、要“扩展合作秩序”，就只能在大小体制的河道顺水行船，否则每时每刻都会有顶头的逆风。
让人奇怪的是，作为“坚硬铁匠”的儿子，从小就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楼忠福，对传统体制不但没有抵触情绪，更没有认识上的障碍，相反，在处理与传统体制力量的关系时，显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企业家才能往往是天生的，而非在学校教育出来的。
如果将楼忠福对体制力量的理解、接受和游刃有余的处理能力，从源头上梳理，则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70年代。1973年，郭懋阳当城关公社（1980年恢复为“吴宁镇”）书记。他是共产党基层干部中一个比较实事求是、想干敢干而又颇有魄力的干部。就任书记后，他就到各个乡村去蹲点，了解农民生活和生产的情况。蹲点期间，他发现了当地农民在传统建筑业上的优势，结识了南门塔乡书记杨文清，也发现了楼忠福这个与众不同的“拼命三郎”。尽管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还在全国各地开展，但城关修建社就是郭懋阳当书记的时候，重新组建起来的公社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
蹲点时期的郭懋阳曾到过楼忠福家几次，也对他乐观开朗、聪明敏捷、不服输的个性有深刻印象。楼忠福对这个实事求是的“父母官”也格外有好感和信任，因此这个过去一直遭遇“体制”排斥的“黑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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