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余英时和梁漱溟等大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即使再独自发展5000年也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来，其原因除了中央皇权对私有产权的侵犯和压抑外，另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伦理观念。这种以血缘亲疏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在地理空间上有一个对应的产物，就是地方主义。
血缘人伦和地方主义的观念，对中国各种事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谁也无法用“数目字”说得清楚。一生都与天、地、人相斗的毛泽东，也曾感慨“条条专政”和“块块专政”的厉害。当然让毛泽东大感头痛的“条条”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藤条”，而是从中央直贯到地方的行政管理系统。不过在计划体制的大家庭内，不同行政系统倒十分类似于同祖同宗的“家族藤条”，只是“身体发肤的血缘”，换成了“行政上下关系的血缘”而已，两者在精神上仍可说是同种同源的。
总之，中国人的“精神地貌”让一个伟人都感到行走困难，尚且无法“铁马从容杀敌回”★，一个企业要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分工和合作，其难度自不待言。所以中国各地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做大、做强，发展成大企业，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们能否超越两座大山——“血缘人伦的条条”和“地方主义的块块”，把市场半径延伸开去。
作为一个乡镇企业，东阳三建的“吃饭地盘”，本来就在东阳一县之内，最多也就是偶尔到邻近的县去“客串”一下，地区一级的金华市的市界绝对应该是他们市场半径的终点了。乡镇企业被称为社队企业的时候，他们这一级别的企业的活动范围，就基本是这样被政府限定的。1984年之后这个“紧箍咒”虽然被搁置起来，但是传统习俗和文化心理上的制约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现实的障碍更是摆在眼前。
不过东阳三建与众多的浙江乡镇企业一样，即使在社队企业时期，他们也显然不是受“紧箍咒”制约的“悟空”，而是被压在五指山之前、能够上天下海、能够翻筋斗云的“齐天大圣”。也许是因为经历过民国时期工商业文明洗礼的缘故，东阳三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队企业时期，其市场半径就超出本县、本市和本省。
早在1970年，16岁的楼忠福跟着当时的城关修建社到嘉兴做建筑小工，嘉兴是浙江东北部一个地级市。其后城关修建社不仅走出东阳和金华，还走出浙江，到湖北、江西等省承接工程。1984年楼忠福出任经理前，城关修建公司在浙江的磐安、义乌、富阳、德清和江西、安徽、湖北都有业务开展，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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