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在武士面前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得交纳很重的年贡,又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他们拥有耕地的权利得到了保证,而在日本,拥有土地会给人以声望。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土地不得永久转让,这保护了耕作者的利益,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那儿保护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农民拥有他极为看重的土地永久使用权。他耕作其土地就像今天他的后裔耕作其水田那样勤勉而不辞辛劳。但是。他是阿特拉斯【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顶天的巨神,常比喻身负重担的人。——译注】,支撑着大约二百万人的整个寄生的上层阶级,其中包括将军的政治机构,大名的各种机构和武士的俸禄。他被课以实物税,即他将其收获物按一定的百分比交给大名。在另一个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国家暹罗,传说的赋税是10%,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40%。而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高。在有些藩,年贡达80%,并且还常常要农民服繁重的劳役或强制劳动。像武士一样,农民也得限制家庭人口数,德川时代的几个世纪中,全日本的人口几乎停滞在相同的数字上。对一个亚洲国家来说,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中的这些静止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这种统治制度的性质。这儿存在着斯巴达式的限制,无论是对靠租税而活的武士还是对从事生产的阶级都是如此,但是在每一个依附者与其上司之间则存在一种可信赖的关系,每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如果这些受到侵犯,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可以提出抗议。

农民们,即使处于最悲惨的贫穷之中,也不仅向封建领主提出抗议,而且向幕府当局进行抗议。在德川幕府150年统治期间,这种反抗的行动至少有1000起。这些抗议并非起因于“40%归领主,60%归耕作者”(四公六民)这种传统的重课,而全部都是为反对额外附加的横征暴敛。当情况恶化到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农民成群结队前往其领主处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裁决的过程是有秩序的。农民写出正式的要求匡正秕政的请愿书,交给大名的管家。请愿书被拦截,或者大名对他们的诉苦充耳不闻时,他们就派代表前往首都(江户),向幕府递交诉状,从有名的反抗事件来看,使用的办法是:等待幕府的高级官员经过首都的市中心时,把诉状直接塞进他的轿子里去。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确保将诉状送达。但是,不管农民在递交请愿书时冒了多大危险,此后幕府当局会对诉状进行调查,而且大约半数的判决是有利于农民的【博坦•休:《德川时代的日本农民起义》,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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