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是一种债,必须予以偿还,但在日本一切报“恩”行为都属于另一个范畴。日本人认为我们的道德观是奇怪的,因为在我们的伦理学和诸如obligation(义务、恩惠)和duty(义务、任务)这类中性词中混淆了这两种范畴,这就如同假如有哪个部落的语言在金钱交易上不区分“借方”与“贷方”,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部落的财务往来是奇怪的。在他们日本人看来,被称为“恩”的那种头等重要和永远存在的恩情债与全力积极地偿还这种债的行为完全是两码事,后者是用一系列其他概念来表述的。一个人所欠的恩情债(“恩”)并不是德行,他的报答才是德行。德行始于他积极地献身于报恩行为之时。

如果我们时时不忘同财务清算相比较,想到这种德也像美国人的财产交易一样,在其背后有着防止不履行义务的行为的强制力,这就会有助于美国人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德。在经济交往中,我们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有义务履行契约,如果一个人拿了并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们是不会用客观情况去开脱其罪行的。我们不允许由一时的冲动来决定是否要偿还借自银行的钱。债务人不仅要负责偿还所借的本金,还要负责偿还利息。在我们看来,爱国主义和对我们家族的爱是与此截然不同的。对我们来说,爱是一种心灵的事情,自由给予的爱是最高尚的爱。如果爱国主义意味着把我们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那么这一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被认为是堂•吉诃德式的,无疑是与易犯错误的人类本性不相协调的,除非是在美国遭到敌国武装力量攻击的时候。日本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每个男女生来都负有恩情债,我们缺乏这种观念,我们认为一个人应当怜悯和帮助其贫苦的双亲,不殴打自己的妻子,赡养自己的孩子们。但是这些事情不像金钱上的债务那样可用量来计算,而且它们也不像商务中的成就那样能获得酬劳。而在日本,它们被看成完全类似美国的财务清偿能力,其背后的强制力也像在美国促使人人都希望有能力支付账单和抵押借款利息的强制力一样巨大。它们也并不是在诸如正式宣战或父母病重这样的危急时刻才须留意的事情;它们如影随形,就像一个纽约小农对其抵押物的担忧,或者像一个华尔街的金融家在买空后看着行情上涨时所感到的不安。

日本人把对“恩”的报答分成各有其相异规则的不同范畴,一种报答在量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报答在量上与所受之“恩”是相等的,并有特定的期限。对所受恩惠的无限报答被称为“义务”,对此他们日本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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