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首先必须使自己受人尊敬,一个人为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他根据情况需要既可拿起亦可放弃的工具。当情况改变时,日本人也能改变其态度,转向新方向。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改变态度视为道德问题。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信念。我们即使失败了,思想也仍然不变。被打败的欧洲人不管在哪个国家里都聚众开展地下运动。除了少数顽固分子,日本人不认为有必要对美国占领军展开抵抗运动和组织地下反击。他们并不感到有固守老主义的道德必要。从最初几个月起,美国人就可单独一人安然无恙地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旅行到这个国家的偏僻角落里去,并受到原先的国家主义官员的彬彬有礼的欢迎。至今还没有发生过一件报复的事。当我们的吉普车驶过村庄时,孩子们夹道高呼“Hello(哈罗)”和“Good-bye(再见)”,还不会招手的婴儿则由母亲拿着他的手向美国士兵挥手致意。

美国人很难从表面价值上来理解战败的日本人的这种180度大转弯。这对我们来说是办不到的。在我何看来,这比理解收容所里的日本战俘的态度转变更难。因为战俘认为自己对日本来说已经死了,而我们确实不知道“死”人能够干些什么。在西方的日本通里,几乎没有人曾预言过与战俘特有的态度转变相同的变化在战败后的日本也会发生。他们大多相信日本“只知或是胜利,或是失败”,而失败在日本人眼中将是需要以持续的拼死暴力来报复的侮辱。有些人相信从日本的国民性来看,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媾和条件。这些日本问题研究者是些没有理解“义理”的人。他们从获取好名声的种种可供选择的程序中独选出了复仇和攻击这个明显助传统手段。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改弦易辙的习惯。他们把日本的攻击伦理与欧洲人的方式混淆在一起,而根据后者,任何个人和民族在作战时必须首先确信其事业是永远正确的,并从积蓄在胸中的憎恨或义愤中汲取力量。

日本人是从其他地方寻求其侵略根据的。他们非常需要在世界上受人尊敬。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希律王,Herod.73?~4B.C,犹太之王,在应期间37~4B.C,以残虐闻名,见马太福音第二章。——译注】还要狂暴。尽管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结果归于失败,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终究不是获得名誉的道路。“义理”总是同等地意味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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