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六年小学后继续升学的少年——约占人口的15%,但在男性人口中的比例还要高一些——来说,当他们面临中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和每个学生在每门科目中的名次竞争时,他们必须尽对名誉的“义理”的时候也就来临了。他们不是在逐渐积累了经验之后才面临这种竞争的,因为在小学和家里,是尽可能地避免竞争的,所以竞争几乎并不存在。由于这是突然面临的全新经验,所以竞争也就变得激烈而又令人担心。对名次的竞争和对偏袒的怀疑十分普遍。但是,在日本人的回忆中,往往大谈特谈的不是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虐待低年级学生的习惯。中学高年级学生随意差遣低年级学生,并以各种方式戏弄他们。他们叫低年级学生作愚蠢屈辱的表演。遭到这种虐待的低年级学生十有八九抱有巨大的愤恨,因为日本的少年并不是以开玩笑的态度看待这种事情的。一个被迫拜伏在高年级学生面前或被迫于一些下贱差使的低年级学生会憎恨虐待他的人,并会图谋报复。由于不能当场报复,他们更加热衷于报复。报复是对名誉的“义理”,他认为这是德行。有时他通过家庭的门路,能使虐待者在若干年后从某一工作中被解雇。有时他练习柔术或剑术,当他们两人都离开学校后就在大街上公开羞辱曾虐待过他的人。但是除非他有朝一日拉平比分,否则他总有一种“某事未了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是日本人雪恨的核心。

那些不升学的少年,可能会在军队教育中获得同样的体验。在和平时期,四个男青年中有一个应征入伍,而二年兵对头年兵的戏弄比中学和更高层次的学校里对低年级学生的戏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军官无关,下士官除例外情况也与此无关。日本规约的第一条是,任何求助于军官的行为都会使自己失去面子。这只在士兵之间解决。军官将此作为“锻炼”部队的一个方法予以认可,但他们自己并不卷进去。二年兵把他们在一年前所积聚的愤恨转泄到头年兵身上,并别出心裁地想出种种方法来羞辱头年兵,以显示自己的饱经“锻炼”。当兵的在受过军队教育离队时,常常被说成是彻底地换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真正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这种改变并不全是因为他们被教以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当然也不是因为灌输了对天皇的“忠”,被迫作出屈辱表演的体验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受过日本方式教养、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兽性十足。他们对别人的嘲弄不堪忍受,被他们解释为摈斥的这些事情可能会把他们自己也变成虐待狂。

近代日本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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