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在臣民与天皇的关系问题上构建了一种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直接向天皇效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各种敕令,又是经过天皇、大臣最后层层传到臣民们耳中的。“天皇御旨对人们忠诚的感召力和强制力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罗里()曾描述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平时军事演习中,带队军官下令: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能在极困难条件下行军的能力,军队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都没有休息一下。在那天的训练中,有二十多个人由于口渴和疲劳而中暑,五人死亡。最后将这些士兵的水壶打开一看,那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尝过。他们说:“在那种情况下,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④

在民政管理中的大部分,包括从丧葬到税收,都是国民“尽忠”的范围。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者。在日本人看来,遵守法律就是对“皇恩”最好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俗习惯形成强烈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的法律——从有关停车的尾灯标志到个人所得税,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在全国激起民愤。联邦法律更由于它对各洲的立法权的干涉而受到双重怀疑,因为人们都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因而人们为了维护、保全自己的自尊心,都会竭力反对这些法律。日本人觉得美国人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都是一帮缺乏民主观念的顺民。因而更切实际的说法是两国国民对彼此自尊心的认识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要干的事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报恩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风俗都各有各自的难处:美国的难处在于,即使颁布一个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民众广泛接受。而日本人的难处在于,人的一生都将处在一种报恩的阴影之下,这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将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也许,在某些场合,每个日本人都有自己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苛求的办法。与美国人不同,日本人甚至还能容忍一些暴力行为和私人的复仇的行动。然而,尽管有好多人都可以举出这些例子,“尽忠”在日本还是占有支配性的统治地位的。

1945年8月14日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示了它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了解日本、对日本深有体会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是不可能投降的。他们说,幻想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那简直是太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武装部队还从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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