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情义最难接受”(2)

不仅婚姻使人承担了“情义”的责任，甚至对伯父、伯母、外甥、侄女个人也应该承担“情义”的责任。中国和日本在家庭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就是，日本并不把对上面提及的这些近亲的责任也列入孝道的范畴。在中国，上面提到的这些亲属，甚至比这还远的亲属也分享共同的资源。而在日本，这类亲属只是“情义”关系，跟他们只是“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指出，在日本普遍的现象是当有人向这些近亲寻求帮助时，这些近亲们救助他们决非是出于什么个人恩情，而主要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共同祖先的恩情。虽然抚养小孩是父母们应尽的义务，但如果帮助抚养远房亲戚的小孩，并且不得不帮时，人们就会觉得说自己是被“情义”给套住了。

与婚姻产生的“情义”关系相比，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传统的“情义”关系，比如武士对他的君主及其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的是一个高尚的人对其上级及同伴的忠诚。很多传统的文学作品中都歌颂这种“情义”的义务，将之视为武士的美德。在德川氏还未完全统一日本之前，人们认为这种德行甚至是比“忠”更加崇高的美德，在那时是只对将军们才这样要求的。在十二世纪，源氏将军曾要求自己的一位大名交出藏在他处的一名藩主，那个大名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您如此这番责难我的“情义”使我感到非常愤慨，因此即使是冒着“不忠”的罪名，我也不会背叛情义。对于公务，我个人无能为力。但品行高尚的人都注重一个“义”字，即使是怠慢了将军的权威，我也要竭力保留“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最后，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①这封信至今仍被保留了下来。在日本有很多历史故事都是描写古代日本武士崇高的德行的，这些故事一直流传至今。现在，通过对这些故事的润色、改编，他们渐渐地变成了能乐剧、歌舞伎和神乐舞蹈。

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二世纪一位名叫弁庆的豪杰的故事。他力大无敌，是一位没有主君，依靠自己力量谋生的武士。除了一身好武功外他实在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利用。他曾寄宿在一家僧院，没想到所有的僧侣都对他诚惶诚恐。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名封建武士的模样，他拦截所有过往的武士，收缴他们的刀剑，以筹备所需的行装。最后，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没想到这回却遇上了劲敌，两人功夫不相上下。后来，他发现这位青年原来是源氏的后裔，正在积极谋划恢复他们家族的将军地位。这时，弁庆才发现原来这位青年就是大名鼎鼎的英雄源义经。出于“义”字，弁庆立即向源义经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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