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思考台湾跟中国大陆的问题

——访北京三略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周启朋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周教授,我们从美国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以后来看,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战略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思考范围?

周启朋(以下简称周):我想对于冷战后美国的战略调整,不光是一个军事的或者安全的视角。冷战后,美国一直在进行着外交战略的调整,“9·11”可以说是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一个阶段。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谁是威胁?谁是敌人?美国一直在寻找着威胁、寻找着敌人。美国感到不确定的因素或者是地区冲突是美国的一个威胁,它要进一步防止地区出现一个霸权的国家破坏地区的稳定,它认为这也是一种威胁。但“9·11”对美国的战略思维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美国看到了恐怖主义的威胁,而且在冷战结束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美国的本土是不会受到攻击的。而“9·11”以后,美国的国内安全是美国在战略考虑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怎样去加强美国的国内安全?怎么样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特别是美国在“9·11”以后,判定主要的威胁是恐怖主义、激进主义和先进技术、先进武器的结合,这是它安全战略考虑的重点,这是我们从安全战略的角度来看。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的趋势特别是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并不是拥有多少武器,更大的竞争是在经济的领域,在高科技的领域里;在竞争的优势中,你能不能保持领先的地位,在更深层次上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所以在冷战后,国家在考虑全球战略的调整,在战略调整中怎样保持美国的经济繁荣,不仅是打开世界的市场也能保证美国国内的充分就业,这也是它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考虑。

阮:在亚太地区,日本跟着它的经济走。地缘经济时代,它的思维显然要超过地缘政治的思维。可是在这个上边,如何思考中国的问题?中国现在表面上每年有1400多亿美金的外贸顺差,可是中国销往美国的贸易内容跟日本不一样,日本是创自己的品牌,中国是美国来这里造了又拿回去了。在经济利益的思维上,中国对美国今后的白宫主人在外交及经济利益上有什么启发?

周:您这个问题也是我曾考虑的。在中美关系中,除我们在亚洲讲的安全问题外,讲到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经济利益的纽带;对中国来讲,冷战以后或者是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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