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张治中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张接到蒋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随即又接到蒋介石来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嘱即拟具焚城计划。下午四时,酆、徐送呈焚城计划,张于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这一天,张治中活动极多,至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方入睡。睡未酣,忽报城内起火,张急忙打电话,而各方联络皆断,火势迅速燎原,越烧越旺。原来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过新墙河(事实上是新河),既未请示批准,亦未放警报,仓促行动,遂酿成大祸。

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消息传开,惊动国内外,蒋介石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张治中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郑、文、徐死于直接责任,放火前未经批准,亦未放空袭警报,罪有应得。张治中的责任在疏于检查监督,责任亦系重大。

自始至终,张治中对事件真相讳莫如深,为了维护蒋介石而甘愿背上黑锅。蒋介石则采取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态度,既维护自己,也维护张治中,仅给张革职留任的轻微处分。

在重庆,他同蒋的关系达到高峰。蒋对他无话不说,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1939年1月,张治中办理长沙大火善后工作后,于2月初飞到重庆。蒋介石立即设宴为张洗尘,党政军领导人物都在邀请之列。蒋把张摆在首位,殷勤敬酒敬菜。张感到奇异与不安,心想大概是蒋对他表示歉意吧。宴后,张表示身体十分疲乏,希望有一段休息时间。蒋关怀地说:“好,休息一两个星期,还是要工作的。”到2月中旬,蒋约见张说:“现在侍从室缺人,你愿否担任?”张高兴地答:“好,愿意在您身边服务。”事情确定了,很快就发表任命。

“九一八”后不久,蒋介石为加强对全国军事的领导,特设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并在自己身边组织一个办事机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到这时已分设三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机要,第二处主管党政,第三处主管人事,而以第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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