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它靠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大而一步步突破旧体制,最后取而代之。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而言,并不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市场经济在并不强大的封建体制下自发形成并壮大,最后冲跨了这种体制。但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经济之下,市场经济是难以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时代曾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但没有成为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例子。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总有相当集权的政治体系。这种体制的转型是自上而下的,要由当权者来推动。没有当权者推动,这种体制仍可以靠暴力维护下去——现在世界上不仍然有这种民不聊生,但仍坚持存在的计划经济吗?因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于当权者的意愿。这里说的当权者不一定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集团。赫鲁晓夫尽管是贵为天子的第一书记,但仍受到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经济转型要从当权者的推动与倡导开始。探春的改革由一个没有政治权威的人开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承包制是任何一个经济实现转型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如果没有以后更艰难的许多改革,转型必定不能成功。激励机制仅仅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之一,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区别。在激励机制背后是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更深层的差异。承包制仅仅是序幕,是打开旧体制缺口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以后更深层次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个被承包制打开的缺口又会合上,最终仍然是旧体制的复辟。所以,经济体制转型之难不在于序幕,而在于以后的戏怎么唱下去。而且,承包制引起的反抗并不大,一旦全面进行改革,会触及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反抗力量之强,不难想像。正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权力与利益格局的重大变更。

探春的承包制改革并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探春是在维护贾府原有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产权仍然是贾府主子们共有的公有制(在封建大家庭中,所有制对外是一个家族所有的私有制,对内是家庭成员共有的公有制),每个人的产权并不明确。谁的政治地位高,谁就有权支配这些资产。过去计划体制下是王熙凤说了算的,现在改革时,作为所有者之一的探春又行使着使用权。但探春并不是惟一所有者,这就决定了别人也可以使用这种权力反对她。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借探春改革分析产权问题。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产权改革是整个经济转型成功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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