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还有一些干部，总认为农民是“泼妇刁民”,自以为比农民文明，是来管农民的。这种思想正是个别地方干部鱼肉乡民的根源之一。他们动辄对农民扣、押、关、打，逼得农民上访。不仅在这本书中，就是在现实中和新闻中，我们看到了多少这样的事件？当前农村干群矛盾激化是一些地方存在的主要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责任主要在干部一方。过去我们常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现在看来“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大凡农民富裕的地方，总有一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大凡“三农”问题突出的地方，总是腐败干部在掌权。

当然，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像李昌平这样一心想为农民做好事的乡党委书记或村干部,还是大有人在。但他们有时也不得不做违心事。上面今天要这个达标，明天又要做另一个形象工程，今天要在这里开一个典型推广会，明天又要到那里视察。做这些事都要钱，只好加重农民负担。干这些活都要费时间，只好不干实事。跟着上面走可以升上去，如书中的Y书记；不想违背良心就要被淘汰，如李昌平。一批批的干部在做了种种表面文章，虚报了成绩之后上去了，给农民留下的是贫困和落后。

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有制度的原因，也有观念的原因。没有观念上的改变，即使制度变了，也无法实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尊重农民开始。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书中讲述的令我们落泪的悲剧才不会再发生,才没有农民再给李昌平和其他农村干部下跪的事发生。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传记不好写——读《吴敬琏》

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是“传记不好写，柳红的《吴敬琏》传写得不错”。这题目太长,就只用了前一句话。读这本书的一些想法，也从这句话谈起。

有资格立传的自然是伟大人物，或称“尊者”。中国文化的传统，对尊者是扬善抑恶，甚至神化。对他们的伟大之处，竭尽夸张之能事，甚至无中生有地编一点细节，以强化伟人之伟大。对他们的缺点或失误，统统不能写，即使是人人皆知的错误，也要为之辩解，甚至美化。你伪造了这些伟人的功绩，他们的子孙会默认;但你实事求是写出了这些人的错误，他们的子孙则与你没完，甚至把你告上法庭。司马迁写的传记中就有这种传统，什么刘邦乃其母与龙交配所生，岂非胡言？但平心而论，司马迁的传记值得一读。发展到今天，传记就越写越神了。伟人小时候，也会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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